邓颖超、孙维世、周恩来

一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1968年秋季，我自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迁往了位于五角楼的新住所。

张郎郎

在这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我楼下的囚室里，一位女囚持续高喊着口号，声音不绝于耳：“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亦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所畏惧！”她的呐喊声，日夜在耳边回响。

不久之后，他们强行将胶皮制成的防毒面具紧扣在她的面颊，这种面具长时间佩戴，会让人感觉呼吸愈发艰难，几乎令人窒息。每当面具被摘除，她便响亮地宣告：“真理终将战胜一切，无论野心家攀爬至何等高度，终将有一天真相大白于天下。”“即使头颅面临斩首，只要信仰坚定不移！”

她饱受折磨与殴打，日复一日，苦难如影随形。然而，在夜深人静、看守们疲惫不堪，与她同室的囚犯也力不从心之时，她会轻声哼唱。那歌声悠扬动听，常常持续许久，直至那些打手恢复体力，再次对她发起攻击。她所唱的曲目既有苏联的动人旋律，也有俄罗斯的悠扬民歌，更有《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耳熟能详的中国歌曲。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她那渐行渐远的歌声。

叮咚作响，喉咙共鸣；叮咚作响，喉咙共鸣。

战士心在跳……

与我共处一室的，乃是外交部造反派团体的领袖，小刘。他身兼信使之职，而另一位是小李，他则担当着机要员的要务。小李出身于四川的一个高干家庭，在陈毅元帅遭受批斗的时期，他秘密负责了看守的工作。

陈老总与他交谈了片刻，其间似乎也透露出对陈老总的父亲有了几分了解……

“她或许是干部的子女，亦或是干部的配偶。寻常百姓断不至于说出那样的话语，吟唱出那样的歌曲。”我继续说道：“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已有过深入探讨。此刻，我想请你来猜一猜，她究竟是谁？”

他陷入沉思，随后提问：“既然已经捕获了众多，那么接下来该如何推测？”我回答：“难道会是孙维世？”

众人皆知她被江青软禁。小李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不至于如此严重吧，若是真的，按理说应该被安置在更为显赫的地方。”他的话中隐含着这样的暗示，即她至少应当被囚禁在秦城。当时，我深以为他的观点颇为合理。

经过十年的监禁，我重返自由，首要之事便是赴上海探望与我一同身陷囹圄十年的郑安磐。他的父亲，著名作曲家郑沙梅先生，曾在三十年代投身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彼时与江青、张春桥有所往来。我们被捕之际，郑老先生已被专案组带走，因此，当局追查郑安磐的真实目的，是企图让他揭露：究竟是谁泄露了江青在上海时期的那些传闻及所谓的“反动言论”？

在安磐家中，我意外遇见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谈话很快便引到了孙维世的逝世话题。我向她分享了我在五角楼的亲身经历。她与小李子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怎么可能？我总觉得姑姑是被囚禁在秦城监狱。”我感同身受，因为连三十年代的知名艺术家叶浅予、黄苗子、郁风都曾身陷其中，孙维世难道会例外吗？孙冰当时便表示，她打算写一本书，旨在缅怀父亲孙泱（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并为他们争取公道，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放弃。

她提议我写书记史。

在那个时期，我国的政治局势尚不稳定，鉴于此，我选择暂时忍耐，静待时局的变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自会重新与她商讨，寻求更深入的交流。孙冰言道：“等你下次再来上海，或许已难寻觅我的踪影。”听闻此言，我不禁感到惊讶：

“为何要搬外地？”

身处上海，我暂寄身于一位远亲的宅邸，心中却始终难以安宁。那些往昔的打手与刽子手，此刻必然是惶恐不安。难以揣摩，他们心中究竟在作何盘算。若我们深入挖掘那些历史罪孽，他们一旦动怒，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何等疯狂的举动。为确保家人的安全，我正筹备出国探亲，你也务必深思自己的处境。”她语气沉重，如此说道。

她的言辞，如同寒风般不由自主地在我后脑勺刮起一阵阵凉意。我不禁回想起，公安局至今未曾销毁我那堆积如山的档案材料。与我案件背景相仿的司徒慧敏之子、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司徒兆敦，其档案已被销毁，而我却因涉嫌“里通法国”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调查，因此我的档案不得销毁，这无疑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个难以消弭的隐患。

我最终下定决心踏上漫漫旅途，在那死神的阴影边缘，我曾可能沦为“失去自由恐惧症”的牺牲品；而如今，我则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职业的流浪者。

二十年后，我来到了遥远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幸与唐达献——唐达成的胞弟——重逢。我们一同回忆起那些曾困顿于囹圄中的往昔岁月。他感慨地说：“在那个时期，我同样被囚禁在半步桥。你们比我先一步入狱。你们所涉足的，是当时的一号大案，而我们则是因另一桩大案而陷入困境，他们称呼我们为‘什么什么党革命委员会’……”

“作法自毙”。当时，我不禁询问这位干部：“粮食分配似乎不足吧？”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当初怎么会料到呢？本以为未决犯不需劳作，八两粮食已足够。现在看来，确实太过艰难了。”

我向他追问道：“那位在走道里高喊‘革命同志们’的人，难道不也是与你同出一辙，曾经是北京公安局的资深警官吗？”他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

他仿佛通晓一切，我紧接着问道：“那位唱歌的女性，难道是孙维世吗？”

他言道：“或许确实如此。她不过是在三月间加入我们的行列，而我们已在前线失利，干预的能力早已丧失。我对此感同身受。”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若她继续保持这种行事作风，在这片土地上恐怕难以维持长久。”

我们持有相同的见解。在那所监狱中，那些不停骚动的犯人，狱警们用“家雀”来形容他们——这些鸟儿性情急躁，一旦被囚禁于笼中，便拍打翅膀、撞击栅栏，这不就是自寻死路吗？从来未曾听闻有人能够驯服得了一家之雀。

在那漫长的囚禁时光里，我们目睹了形形色色的狂乱与假象，他们的结局往往以悲剧告终。

那位吟唱的女士的住所，恰巧位于我家楼阶之下。每当夜深人静，她那轻柔的歌声便会响起，字句清晰，宛如清泉般悄无声息地沁入我的心田。

金山、张瑞芳演《保尔·柯察金》话剧

二

自幼，我便常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流连忘返，但对孙维世的印象却显得有些模糊不清，这或许是因为她与那些从延安而来的同仁交往并不那么密切。

我家与青艺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一方面，这缘于我的父亲曾在延安工作，并曾担任青艺的重要职务。在那个时期，他对戏剧表演充满热情，甚至曾在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出色地扮演了那位“蓝眼睛的白军军官”。因此，他与青艺的领导和众多明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对戏剧艺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在延安，她刚刚学会走路，便登上了舞台，为扮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而她自己则担纲“小白毛”这一角色。

在那个五〇年代的风华岁月，姐姐正在育才小学勤奋求学，然而学业尚未圆满，便果断地迈出了追求艺术梦想的步伐，勇敢地走进了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大门，立志加入新组建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廖承志同志彼时身负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两职，常常莅临剧院，与大家畅谈理想与艺术。姐姐与青艺的领导人吴雪、任虹、雷平等人早有交情，总是亲切地以“叔叔”“阿姨”称呼他们。她们特地给父亲拨通了电话，征询他的意见。面对姐姐的坚定决心，父亲虽然有些不舍，但最终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于是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剧院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了一名小演员。我家与青艺仅有一箭之遥，每逢周末，父亲便会带我前往剧院游玩，我也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以“叔叔”“阿姨”的称呼去尊敬他们。我曾多次见到孙维世，她在我心中留下了高大、爽朗的形象。那时的我年仅六七岁，觉得所有的大人都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青艺剧院倾力打造的《保尔·柯察金》首演。该剧由归国后的孙维世导演亲自执导，大银幕上的巨星金山领衔出演主角保尔，而张瑞芳则扮演女主角冬尼娅。那天，门票并未公开发售，却依然吸引了众多高官显贵以及文艺界人士的热烈追捧。我的父母也亲临现场，我和姐姐则挤在前排的角落里，一同沉浸在这场艺术的盛宴之中。

灯光渐次昏暗，与此同时，一曲俄罗斯风格的旋律悠扬响起。旋律的节奏逐渐放缓，舞台的大幕徐徐升起，一幅青年人静坐垂钓的轮廓映入观众眼帘。随着音乐的愈发激昂与灯光的亮起，金山的形象渐渐显露出轮廓——一头金发披散在肩头，身着带有俄罗斯风情的绣花灯笼袖套头白衬衫。他尚未启齿，那独特的异国风味便让观众们为之倾倒，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往昔，当海默的剧作《粮食》登上舞台，舞台上仅设有一处布景——一个安放在地面的巨型木箱。其中，汉奸角色四和尚便藏身箱内，而伪军队长李狗剩与八路军队长则相对而坐，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箱内的四和尚显得焦躁不安，不时抓耳挠腮，观者见此情景，无不捧腹大笑。

即便今日回顾，解放区的经典之作《白毛女》在我们眼中布景已显得相当复杂，但与之相比，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仍显得更为出色。

孙维世在台下神态自若，边观赏边细致记录，其认真与敬业的态度一目了然。然而，台上的情节突然转向，保尔与冬尼娅深情相拥、激吻，虽仅持续数秒，却瞬间将全场的观众带入了震惊的境地。

现场气氛凝重至极。如此静谧的景象，实在罕见。回想起我国过往的戏剧作品，尤其是那些抗日题材的作品，何曾出现过如此情景？唯有孙维世这位总导演，敢于如此勇于创新。

金山和张瑞芳皆声名远播的璀璨明星，他们的现场爱情演绎，在当时无疑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有人甚至曾提议他们仅做表面功夫，以避免过度刺激观众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一话剧界的艺术黄金三角，才得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尽情挥洒艺术才华，自由翱翔。

观赏完这部戏剧，我顿时为之深深着迷。即便踏入了家门，蜷缩在温馨的被窝中，我仍紧握着那份说明书，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演员名单，口中低声吟唱着孙维世作词的主题曲。

乌克兰原野辽阔。

小河旁静静。

两棵白杨树。

故乡，我心爱。

我曾长时间误信这首曲子出自孙维世的创作之手，然而岁月流转，我终于明白，它原是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河，汹涌澎湃》。孙维世巧妙地将这首歌曲作为该剧的主题曲。

为了追寻革命真理的奥秘，1922年9月，孙炳文与朱德毅然踏上了前往德国深造的征程。在周恩来同志的热心引荐下，他们荣幸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摄于1923年的这张照片，记录了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与朱德等一众留德学子在德国哥廷根的生动影像。画面中，前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而后排，自右向左则是孙炳文、高语罕等人的身影。

三

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独生女，在异国他乡求学之际，与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又将孙炳文引荐给了周恩来。据孙冰所述，那段时间，三位热血青年便结成了兄弟，恰如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一般，义薄云天。

返国之后，孙炳文定居广州。周恩来南行，与之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晤。孙炳文怀抱着年仅五岁的孙维世，叮嘱她留意四周，防范是否有可疑之人暗中跟随。就座之后，这位聪慧的小姑娘立刻主动承担起他们的警戒任务。她常亲昵地唤周恩来为“周爸爸”，以至于后世有人戏称，孙维世自1926年起便投身于革命事业。

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我们亲爱的小李琳。

金山曾担纲《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一角，一时风头无两，轰动全国。该片作为我国首部恐怖电影，广告语中对其赞誉有加。“已有佳人因惊吓而丧生，胆怯之士请慎入。”然而，愈是如此，观众的狂热情绪反而愈发高涨。主题曲《热血》瞬间风靡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传唱一时。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洲。

为博爱、平等、自由。

热血奉献。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妻子王莹，不仅曾是备受赞誉的女作家，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待人接物的优雅举止，成为那一时代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新兴明星赵丹和蓝苹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蓝苹在剧团中屡次挑战王莹争夺女主角的位置，却屡次遭遇失败。就在这个过程中，她与赵丹的挚友、影评家唐讷坠入爱河，并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太久，她与唐讷最终选择分手。唐讷因无法承受情伤的打击，一度试图自杀，这一事件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剧团中的人们对蓝苹的评价褒贬不一，任锐女士更是郑重地告诫李琳，要减少与这位“行为不端”的演员的交往。

蓝苹

三十余年后，她对待昔日的剧团同仁，手段变得极端残酷，要么将其逮捕，要么不择手段使其丧命。

她的记性实在好。

1937年，孙维世年仅十六岁，便与兄长孙泱携手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征途，向当局表达了自己投身延安抗日斗争的坚定意愿。遗憾的是，因缺乏有力引荐，加之年幼稚嫩，他们的请求最终未能得到批准。面对这一挫折，孙维世并未匆忙离去，而是泪眼婆娑地伫立在门口。恰逢周恩来同志外出归返，得知此情此景后，便关切地询问详情，随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尚年幼，不妨先回家与你的父亲商议此事。”

“我父被国民党枪杀。”孙维世说。

周总理迫切地追问：“不知阁下尊亲是何方人士？”“孙炳文。”周总理听后，脸色微顿，紧接着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瞬间投入了周恩来那温暖的怀抱，泪水如泉般涌出，哭声哽咽。于是，这对兄妹终于得到了前往延安的许可。

孙维世步入了抗大党校的宏伟殿堂，彼时年仅十六岁。她性格开朗，举止得体，容貌俊俏，且才艺非凡，歌艺与舞技皆臻化境。因此，在延安，她很快便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在那个时期，延安的抗日青年中，男女比例竟高达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抵延安。

任锐女士您好，请放心，孙维世目前在我处生活得非常安好。我们视烈士子女如同己出，经过与邓颖超同志的商议，我们决定收养她，成为我们的养女。关于这一决定，不知您有何高见？随着这一变化，孙维世女士又多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周总理的养女。附上照片，是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珍贵合影。

四

为缅怀“一·二八”抗战的纪念日，1938年，延安的文艺界同仁们深情演绎了话剧《血祭上海》。在这部力作中，江青担纲出演姨太太一角，孙维世则诠释了大小姐这一角色。自此，公众便亲切地以“二姨太太”称呼江青，而孙维世则被昵称为“大小姐”。

在业余时分，孙维世频繁踏入周总理的窑洞。邓颖超女士对她亦怀有深厚的好感，亲昵地称呼她为“小超妈妈”。孙冰回忆起，周总理与孙维世之间自发地筑起了坚固的情感桥梁，两人的关系宛如亲生父女般地亲近。

邓颖超建议，鉴于孙维世频繁造访，不妨正式将她收为义女。在众人的一致赞同下，邓颖超随即向任锐女士致信，传达了这一意愿。任锐女士闻讯后欣喜异常，女儿的这门干亲关系得以确立，实乃幸运至极。

1938年，孙维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为周恩来总理的独生女，她与延安的高层领导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1939年，孙维世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前往莫斯科寻求疗养。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她对歌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激励下，她毅然决然地报考了莫斯科戏剧学院，专攻表演与导演专业。1940年年初，孙维世同志在莫斯科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自左至右依次是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自左至右则是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五

1939年七月，周恩来在赴中央党校授课的路上，不幸从马背跌落，造成严重的粉碎性骨折。中央立刻作出决定，安排他前往苏联接受手术治疗。在启程的前一晚，孙维世急忙来到他们的住所，急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能随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深造的强烈愿望。周恩来温和地回应，此事必须得到主席的批准。就在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孙维世毫不犹豫地策马疾驰到飞机旁，手中挥舞着毛泽东亲笔签署的手令。

起初，她于东方大学埋头苦学俄语与政治学，其后更远赴莫斯科戏剧学院深造，分别修读表演系与导演系课程。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卫国战争时期，她与苏联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之际，林彪将军在行经阎锡山所部晋军防区时，不幸遭受哨兵误伤，伤势颇重。同年寒冬，他前往莫斯科休养。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仅由几座窑洞构成，药品亦依赖宋庆龄等人的慷慨援助，通过辗转运输抵达，医疗条件极为简陋。

林彪踏足莫斯科，立刻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是一个关键时刻，正值中共对日军实施首次重创，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辉煌胜利，而这场胜利的指挥者正是林彪，他的名字因而成为了民族英雄的代名词。当听闻孙维世与林彪有过交往，留学生们纷纷提议，希望她能邀请林彪来为众人讲述战斗的传奇故事，并由他亲自登台进行报告。

林彪平素性格内敛，但此刻他却口若悬河，将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显得异常和蔼可亲、热情满怀。有传言称，若孙维世不在场，林彪便难以振奋精神，日复一日，最终索性不再应约出席。那些大学生迅速领会了此中奥秘，若想成功邀请林彪莅临，非得派遣孙维世同行不可。

林彪的配偶张梅，她的故乡位于陕北的米脂。当地流传着一句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俗语道出了米脂女子的美丽非凡。林彪在当年迎娶了这位当地的佳人，想来应是满怀喜悦。然而，抵达莫斯科之后，张梅与孙维世相比，美貌便显得略逊一筹。

一日，传闻孙维世访问林彪时，张梅恰巧前去看望她的知己。林彪热情款待孙维世，与之共进晚餐，餐后两人漫步同行。漫步于白桦林深处，林彪向她坦陈了自己的婚姻已出现裂痕，彼此间的差距甚大，缺乏心灵的契合。面对孙维世，他倾诉衷肠，语重心长地说：“此事对你至关重要，你不必急于作出回应。”

孙维世未曾明确回应，亦未断然拒绝。恰逢1941年林彪即将踏上归途之际，他郑重地向孙维世提出了求婚，渴望与她携手归国，并肩共赴奋斗之路。

林伯渠的千金林利，与孙维世在莫斯科求学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她的回忆录中，细致地描绘了林彪对孙维世倾心追求的那段难忘往事。

林彪时常来到我与维世所居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进行探望。我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将他当作一位兼具领导气质和长辈身份的人物来对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对维世产生了爱慕之情。在他即将归国的关键时刻，他竟然试图说服维世一同离开。直到一九四三年，林彪历经曲折，通过他人传达了一封书信给维世，信中提及他因他人劝告，不得不无奈地与他人结为夫妻，但对于维世，他的印象依然深刻。阅读完这封信后，我感到非常惊讶。维世这才向我透露，林彪在四一年离行之前，曾向她求婚，希望她能与他一同前往。至于他之前的妻子，无论维世的态度如何，林彪都已决定与她分手。（摘自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55-56页）

林彪似乎履行了诺言，一回到延安便与张梅解除了婚约；然而，也有观点指出他并未坚守诺言，他在一九四三年迎娶了大学生叶群，并迅速迎来了两个子女的诞生。

1946年，孙维世与林利并肩踏上归国的旅程。同机抵达的，还有李立三的遗孀李莎。在途径哈尔滨时，孙维世与林利受到了李立三一家的热情款待。在此期间，亦有一段小插曲悄然上演。

临别在即，林彪听闻孙维世即将踏入哈尔滨，心中掀起了狂澜，不禁向东北局的各位领导倾诉了自己满腔的感慨。他坦陈，曾经深爱孙维世，然而因归国心切，在延安期间受到了同志们的规劝，遂与叶群结成了姻缘。如今孙维世归国，他的情感愈发波涛汹涌。叶群听闻此事后，亦陷入了哀恸之中。东北局的领导或许出于维护东北地区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内心安宁，不得不将孙维世送离。（《往事琐记》。101页）

数日光阴流转，孙维世与林利并肩踏上飞往延安的征途。

另有一则传闻，不妨略作提及。该故事描述了孙维世抵达哈尔滨后，得知林彪的寓所近在咫尺，于是次日便急忙前往拜访。

孙维世此刻并无责备之意，原因为此，她先前并未对林彪有过明确的许诺。此次的到来，纯粹是出于对久违老友的探望。然而，林彪却坚持要设宴款待，其用意是为她洗去旅途风尘，表达欢迎之意。

“我难道连一只手都没有吗？”叶群心头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悲愤。

她并非笨拙，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当三人离开后，叶群巧妙地提起林依然对孙维世那份微妙的情愫，林彪听后立刻怒不可遏，猛地拍案而起，椅凳随之摔落……

1946年12月，我独自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旅程。自归国以来，我在漫长的旅途中颠沛流离，已经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一见到李立三夫妇，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为何孙维世抵达哈尔滨会对党的事业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向我解释说，原来那些次次试图阻止我们抵达哈尔滨的电报，都是叶群未经允许擅自发出的。当时，立三同志因公外出，归来后，叶群便要求他签署那份所谓为了党派利益的电报。

孙维世年轻时期

六

1949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旅程，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对毛泽东来说，这成为了他人生中首次出国之行。江青迫切希望随行，但毛泽东并未答应。孙维世则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不仅担任翻译组组长，还肩负着中央机要事务的重担。当火车缓缓启动，江青却依然留在了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内心的波动，无人能够真正理解。

毛泽东倾向于避开飞机出行，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旅程，全程竟需耗去整整一周的时间。

在归国途中，江青多次邀请孙维世，期望她能讲述海外旅行的种种经历。但孙维世以工作繁重为由，对江青的邀请置之不理。在这层旧怨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矛盾，而江青对此却毫无察觉。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训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孙维世远赴海外求学，未曾深入研究这些民间俗语，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或是“宁得罪十个君子，莫得罪一个小人”等，皆是其中之例。

孙维世当时享有盛名，却也由此结下了不少仇敌。在我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包括革命先烈的子女，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无论是才华横溢、风度翩翩，还是艺术上的成就，孙维世都堪称佼佼者：她翻译了多部外国经典戏剧，如《一仆二主》与《女店主》，执导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多部知名作品，并与众多艺术家并肩作战，共同创立了实验话剧院……

在众多阿哥、格格之中，她堪称翘楚，无人能出其右。继孙维世之后，叶剑英的女儿凌子当属最具才华之人，然而她的作品《原野》似乎是她唯一广受赞誉的杰作。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所著的回忆录，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至于其他子女的《我的父亲某某某》等作品，虽是出自孝心满溢的女儿之手，却难登“才华横溢”之堂奥。叶剑英的义女戴晴曾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风光无限，她是新闻界一位声名鹊起的名记，然而她终究不是正宗的文学家或艺术家。

这位戏剧领域的专家，是我国党精心培育出的首位代表，堪称红色文化领域的杰出英才！

璀璨星辰在欢呼声中显得尤为自豪，但在这自豪之中，亦不免有些忘乎所以。尽管她常至中南海，脚步却更频繁地踏入西花厅。江青的颐指气使，使得她对毛泽东的拜访渐次减少。在这错综复杂的交往中，她的道路上布满了潜在的危机。而孙维世却仍旧保持着天真，以为每一位伟人都能洞察她的心思，对她心生倾慕，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今日之时，吾辈共主乾坤；此邦之地，吾辈共守家园；若无吾辈挺身而出，又有何人发声？若无吾辈付诸行动，又有何人举事？

金山

七

孙维世在苏联的求学岁月尤为漫长，这导致她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制度产生了深刻的误解，对相关知识几近一无所知。在她看来，唯有金山一人堪称真正的“戏子”。

自幼便漫步于上海的喧嚣街巷，金山虽未曾有机遇得以读书，却天赋异禀，效仿他人，踏入蓝衣剧社的行列，成为一名戏份有限的演员。他体格强健，容貌俊朗，活力四射，思维敏捷，谈吐风生，无论是江湖豪杰还是社会名流，都对这位都市边缘的才子赞誉有加，堪称一位不凡的成功者。

他几乎在同一时间踏入了上海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组织：青洪帮与共产党。青洪帮的龙头老大杜月笙视他为亲传义子，共产党也亟需此类敢于“闯荡”的人才，因此于1932年将他正式吸纳为党组织的一员。

自那之后，众人为他的幼弟赵丹取了一个昵称，称之为“混世魔王”。但相较之下，赵丹的“混”术似乎略逊于金山。

金山一旦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情报与治安系统负责人李克农便郑重告诫他，务必细心维护与杜月笙的关系。考虑到蒋介石对杜月笙始终抱持着极度的尊重，这一交往显得尤为重要。

在田汉与阳翰笙的精心策划下，夏衍执笔的《赛金花》一经登台，便迅速赢得了观众的青睐。洪深执导，金山倾力塑造了李鸿章的形象，王莹生动演绎了赛金花的角色，蓝苹则扮演了一名小妓女。该剧在上海至南京的巡回演出中，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金山也因此被誉为那个时代的“话剧之王”。

他敏捷地攀升至社会名流的行列，与蒋介石亦曾数度相逢。这些经历均赢得了周恩来先生的深切赞誉。

金山曾萌生随周恩来一同赴延安的念头，但周恩来却对他说：

您理应在此稍作停留，积极争取更多的舞台表演机会，借此提升您的知名度，并扩大您的影响力。

周恩来深知，若那所谓的混世魔王踏入延安，便如同藏身于阴山之幕后，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将随之湮灭。

金山心有灵犀，宛若《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心中不禁暗自窃笑：“此番双方，均为我所驾驭之人。”不久，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迅速拉近，应桂系军阀的重金邀请，他率团奔赴广西。在桂林的舞台上，他大放异彩，积极倡导抗日救国的理念。金山趁此热度，继续南下，足迹遍及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这一壮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被誉为“南洋巡回演出”。

纵然异国风情的体验极大地开阔了眼界，然而却也遭遇了外国当局的多重阻碍，导致演出未能如金山所愿般达到璀璨辉煌，亦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展现其声势。即便如此，他仍旧成功地从南洋的富豪陈嘉庚等众多华侨中募集到了大笔的抗日捐款。

在回到重庆的途中，周恩来对此次巡回演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王莹深谙金山的风流倜傥，且在江湖间游刃有余，但这并非她心之所向。因此，她毅然决然地与金山分道扬镳，独自踏上了前往美国的留学之路。她胸怀壮志，不愿在演艺圈中沉沦，立志要成为一名学者。为此，她与地下党员谢和赓先生携手同行，远赴异国他乡。传闻金山为此痛心疾首，久久未能释怀，然而他性情豁达，拿得起，放得下，断不会长期沉溺于孤独之中。

郭沫若的最新力作《屈原》现已顺利拍摄完毕。在此过程中，这位文学巨匠坚持挑选金山担纲主演的重任。考虑到王莹已远赴异地，陈波儿、蓝苹等亦已北上延安，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由张瑞芳出演，在剧中扮演屈原身边的丫鬟婵娟。

《屈原》金山，张瑞芳。

在第五幕的第二场中，郭沫若倾力呈现了他的代表作——《雷电颂》。尽管查阅《郭沫若全集》可以发现对他的资料与研究十分丰富，但真正如同闪电般璀璨的才华之光，首度在诗集《女神》中绽放，而第二次的辉煌绽放，则是在那年的杰作——《雷电颂》中得以展现。

郭沫若文风横溢，然在言辞的传达上却未能尽善尽美。唯有金山，凭借他那雄浑的嗓音、充满活力的肢体动作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力量，方能将郭沫若心中的梦想境界演绎得栩栩如生。《屈原》的公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金山因而荣膺话剧界无冕之王。在此同时，小报上充斥着关于王莹离队的八卦传闻，金山周围迅速汇聚了众多仰慕的女性。更有甚者，有报道称，一位美貌却才智不足的电影明星，因无法与金山抗衡，竟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金山的情感历程并非一触即发的瞬间钟情，而是伴随着时光的流转，情感缓缓升温。他首位留有记载的女伴，易小姐，曾是邻里间熟知的人物；而他的首任妻子王莹，与他同台共舞，共同撑起了剧团的半边天。如今，他又与张瑞芳自然而然地坠入了爱河……不久之后，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日本宣布投降，全国上下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国民党迅速派遣众多“接收专员”，从投降的日伪政权手中接管了大量动产与不动产，致使许多人一夜之间财富剧增。著名导演蔡楚生据此创作了传世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描绘了一位曾怀抱革命理想的男子，在官场的风云变幻中逐渐沉沦，最终竟沦为接收专员，一时之间声名显赫，身边充斥着金钱与美女，宛如当代的陈世美。影片终章，白杨扮演的女主角悲痛欲绝，先是含泪托孤，随后在绝望中投身江水，以尽最后的尊严。

这就是金山。

往昔的金山，竟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接收专员，肩负重任，前往长春接管了日伪时期的电影制片厂，荣膺厂长一职。他更是亲力亲为，执导了影片《松花江上》。当重返南京之时，解放军的炮声已震耳欲聋，逼近长江之畔。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与共产党展开对话，代表团成员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以及刘斐；顾问团则由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杰出人士组成。一位共产党员竟跻身国民党谈判顾问之列，此事足以见金山交际之广，手腕之高明。

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之际的辉煌时刻，院长廖承志郑重地宣布：

今日，我有幸向大家介绍这位副院长，他是一位在党内享有盛誉的特务，名叫金山。

一群演员自延安转战至东北，最终集结于京城，他们均为革命的先驱者；而另一部分演员则出自“国统区”，同样在白色区域活跃的左翼艺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天的盛典上，金山受邀出席，然而，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基于党的统战策略，使他得以在此地占得一席之地。倘若不是他与张治中等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同选择留驻，并公开发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并肩前进，这位接收大员恐怕早已陷入拘捕的境地。

“金山，你演技真好。”

张瑞芳和金山

八

当前，孙维世担纲《保尔·柯察金》的总导演重任，金山则担演剧中一角色。金山深知，于艺术家而言，无作品便等同于无所依托。自踏入剧组以来，他便展现出超群的敬业态度，精心排练，深入挖掘角色内涵，并严格遵从导演的指导。这部作品是孙维世的导演首秀，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女性，执掌众多明星的舞台，可谓是“以弱胜强”——既忧虑自身，又牵挂他人。然而，在双方不懈的努力和细致的沟通下，最终精雕细琢出一部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杰出剧作。

时下，众人对这一磨合环节的诸多细节，似乎都显得模糊而难以把握，鲜有人能精确洞悉。总而言之，戏剧的编排工作已圆满落幕，在北京掀起了一阵热潮；而金山再次离婚的消息，亦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首演盛典的序幕尚未拉开之际，金山与张瑞芳的缘分已然走到了尽头，或许是后来的种种变故所致。彼时，万物都在不断流转与变迁，洋溢着无尽的欢乐。就连离婚，也不再是令人哀伤的标志，而是生命循环更迭的一种自然现象。

在同一时间段，戏剧界的才子吴祖光与演员吕恩共同走完了他们的婚姻旅程。吕恩曾造访我们居住的庭院，漫步其中，试图平复心情。那时，我们院落的后院正是那位曾在上海滩享有盛名的漫画大师张光宇的居所。那里，经常聚集着一群北上的旧交与新识，大家欢聚一堂，共叙往昔。

张瑞芳女士回忆说：

自《保尔·柯察金》话剧的排练拉开序幕，具体起始时间，我已难以精确回忆。但金山与导演孙维世间的情谊却愈发深厚：他们一同研读剧本，并肩漫步，从宿舍到剧院，常常是他们的身影相随，而我则独自前行……

令人费解的是，金山与孙维世的密切联系，在我看来却似乎理所当然，毕竟出于剧院演出的职责，我别无选择。那五年的婚姻旅程，让我心力交瘁。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争执或吵闹，然而，我却分明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正逐渐扩大。

显然，现在金山和孙维世都表现出真诚的态度。在我搬走之后，孙维世立刻赶到东单我的住处探望。在探讨了我的健康状况等事项之后，孙维世坦率地问道：“金山究竟是怎样的个性？”我回应道：“这很难界定，他表面上看起来单纯，却又不经意间塑造出一种复杂的形象……”

若非那次与孙维世的深夜交谈，我或许不会主动提出离婚。她那直率的提问使我窥见了她对金山的深厚情感，这使我下定决心，结束这场让双方都饱受痛苦的婚姻。（《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页）

周恩来坚决抵制孙维世与金山缔结姻缘。他并非对金山个人持有偏见，而是深知金山性情风流，若孙维世与他相恋，难免会遭遇波折。再者，在当时的国内，孙维世无疑是杰出的人才，若她嫁给金山，实在是委屈了她的才华。尽管周恩来反复劝导，但依然无法动摇这位干女儿的坚定意志。最终，他意识到孙维世是一位意志如钢的人，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也绝不会退缩。金山正是她心之所向，是她非嫁不可的人。

1950年10月14日，北京的青年宫流光溢彩，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金山与孙维世盛装打扮，在门前热情地迎接来宾。各界名流络绎不绝，纷纷前来祝贺。赵丹更是不辞辛劳，从遥远的上海特地赶来。

邓颖超的现身，让孙维世既激动又心生落寞。她解释称，鉴于总理今日有紧急会议在身，实在是无法脱身。但众所周知，周恩来对于这桩婚事持有保留看法。

总理的目光锐利似剑，言谈间亦洋溢着几分幽默与机智，他所赠与新人的结婚礼物颇令人意外：邓颖超手中捧出一款精致的小包，邀请新婚夫妇一同揭开神秘面纱。四周的亲朋好友静静地簇拥在旁，眼中流露出好奇之光，未曾想这份礼物竟是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众所周知，此乃观音菩萨为混世魔王所施予的一副紧箍咒。

江青带领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位子女一同莅临。

往昔，众多导演与影星曾是她的旧友或同行，但江青在与邓颖超仅寒暄数语后，便转身投身于对新人喜悦的祝贺之中，对旁人宛若不见。那时，她的权势尚不显赫，不过是在表面保持着第一夫人的威严，众人也就心照不宣地装作素不相识。孩子们在中南海中压抑已久，难得遇到这样热闹的聚会，很快便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此刻此刻，江青询问孙维世为何缺席与她相会，接着又提起孙维世曾随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往事。

在即将离别之际，江青才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精心挑选的钩花被套，作为赠送的礼物。

孙维世与金山

九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率领的文化艺术慰问团抵达朝鲜前线，其声望在当地备受尊敬，金日成对于他的到来充满了真诚的喜悦。然而，在这欢乐的氛围中，好事却不幸转化为悲剧。传闻中，金山表示有志于进行深入采访，并计划拍摄一部反映中朝两国携手抵御美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电影。金日成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特地派遣自己的女秘书担任金山的向导和翻译。究竟是谁先动情已无法追溯，但两人最终都“犯了错误”。彭德怀在向北京请示后，周恩来迅即下令将金山押送回北京接受相应处理。

踏入北京的那一刻，金山便步入了被当众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厄运。他被拘押于北影进行隔离审查，首度被送回青艺，承受着群众批判的浪潮。在那次大会上，诸多曾因他的光辉而感痛，或是自认为深受其情感之伤的人们，纷纷怒目圆睁、义愤填膺，巴不得将他永逐于深渊之外……

从中央到民间，人们对孙维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期待，金山的命运似乎就系在这根细若游丝的信息之上。

孙维世起身走向台前。

“金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深信，这将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

金山无需再经受审查程序，鉴于其仅涉及些许日常生活小事，理应获得参与劳动改造的机会。

金山历尽沧桑，终于踏上故土，向孙维世真诚悔罪。往昔他意气风发，无畏无惧，而今却垂首低眉，谦逊到了极点。

婚后仅四个月，金山便犯下了错误，这一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更是对维世夫妻情感的背叛，激起了亲友们的强烈愤慨。邓颖超通过他人转达心意，希望我（当时身处海外）能写信劝慰维世，希望她能转向党的立场。我推测她可能会提出离婚。然而，维世向我表示，她愿意给予金山改过自新的机会。她坚信，金山所遭受的严厉惩处——开除党籍、下放到石景山劳动——足以触动他的心灵。因此，她不愿放弃他……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维世忍受着屈辱与重负，始终如一地坚定地支持金山。（《往事琐记》216页）

他们最终搬迁至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那里往昔是皇城深处的古建筑群。在这片大院里，青艺的领导如雷平等亦在此安家。孙维世将最南端的空间巧妙分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落，这或许是中国当时最为独特的家庭——一位连通天地、被誉为“红色公主”的女性，与一位在石景山钢铁厂服刑的“驸马”。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甚少。孙维世每次前往中南海，也都是独自一人前往。

孙维世投入了满腔的热忱。在两国关系较为和谐的时期，文艺界对苏联专家怀有深深的敬意。著名导演维斯里受邀来华执导契诃夫的戏剧巨作《万尼亚舅舅》。经过严格的筛选，男演员们均未能达到导演的期望。当维斯里向孙维世询问是否还有更合适的男演员时，孙维世便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早已对金山有所耳闻，于是金山在导演的召唤下结束了劳动改造，重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演绎了《万尼亚舅舅》，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即便金山重返演艺界，光芒已不复昔日之炽烈。他于艺术之路不断深耕，自编自导话剧《红色风暴》，担纲扮演施洋大律师，再度在话剧领域激荡起波澜，此剧亦被改编搬上银幕。但本质上，他仍是一位演员。

金山将经典力作《红色风暴》改编为同名电影，更名为《风暴》，并亲自担任编剧、导演及主演之职。影片中，施洋大律师的“江岸演讲”一段台词，堪称戏剧艺术的巅峰之作，至今仍被戏剧电影学院用作教学典范。此图呈现了电影《风暴》中的一幕精彩场景。

十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无疑是独具风采的个体，在大红墙深处的子女群体中，她才华出众，条件优渥，原本有潜力成为政治与艺术界的双星闪耀。然而，面对金山事件，她毅然决然选择了“为爱献身”，放弃了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机遇。倘若她当时与金山明确划清界限，态度坚决，或许能一路高歌猛进，在政治之路上成就非凡。但她对红墙内的大多数权贵并不认同，更愿意与政治核心保持一段距离，继续在优越的环境中磨砺和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

1952年，孙维世与雷鹰。

那是一个1964年的夏日午后，我与老友鲁兰成相约观看了青艺剧团的新作《杜鹊山》。然而，演出临近开场，却迟迟不见戏幕升起，四周的观众开始热议，纷纷猜测是因为中央领导尚未到场。我们心中不免焦躁，那些官员们的不守时令我们感到十分无聊。大约过了十五分钟，舞台上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就在这时，黑暗中有一群人缓缓走向了贵宾席。演出终于拉开帷幕，我注意到在贵宾席上有一位身穿黑色服装的人，这在当时显得尤为引人注目。我轻声向兰成提起，不禁好奇中南海之中竟有这样一位怪异之人。他立刻示意我不要多言。

在那个静谧的夜晚，江青在剧场稍作歇息时，突然召见了孙维世。孙维世事后回忆，起初她并未能立刻辨认出江青，误以为对方是一位修女或神父。这种误判主要源于江青当时身着深色调的衣衫，并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

江青的志向昭然若揭，她近期积极投身于京剧的革新事业，同时亦有意涉足话剧的改革领域。她深知话剧界人才济济，其中不乏与她有着深厚渊源的旧友、同仁，甚至是师长，因此投身其中并非易事。她对孙维世直言，《杜鹊山》一剧存在诸多不足，期望能与孙维世携手，以该剧为试点，揭开话剧改革的序幕。然而，孙维世以前往大庆体验生活等理由，不卑不亢地婉拒了江青的提议。

在《初开的太阳》的排练现场，孙维世与王进喜携手同行，并肩作战。

同年十月，孙维世有幸出席了周恩来先生执导的巨型歌舞剧《东方红》演出后的座谈会。江青亦亲临现场，与她同席而坐。此时，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界流露出不满，对舞台上充斥的帝王将相与洋人古人形象，发出了“谁主沉浮于舞台”的疑问。江青此番，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伸出了邀请之手，或许亦是一份最后的通牒，期待孙维世能加入她的团队，共同开展工作。

倘若孙维世对时局的复杂局势有所深刻认识，若她具备足够的洞察力，理应抓住这一关键时机，向江青传达友善之意。纵使从长远角度考量，未必能收获理想的成效，但至少有望规避未来可能降临的灾祸。

尽管如此，孙维世对江青的忽视依然如故。此次的回绝，最终迫使江青打消了将孙维世拉入其私人小团体的念头。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踏足大庆进行实地考察，期间，他亲切地会见了正积极投身大庆地区生活的孙维世同志。

十一

一是为了从孙泱手中获取有关朱德总司令的机密资料（自延安时期以来，孙泱一直担任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意图通过打击孙泱，迫使孙维世现身。

人大原副校长孙泱

数日后，孙泱不幸在人大校园的一处地下室遭遇不幸，不幸离世。

孙维世内心悲痛与愤怒交织，难以自抑，于是提笔挥洒，撰写了几封书信。其中一封是致江青的，她坚信孙泱并非特务，其死因疑云重重，恳请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深入调查此事。另一封则寄给了周总理。此时的孙维世，已不再是往日的她，得以无拘无束地造访中南海的西花厅。然而，哥哥的突然离世，若在寻常时刻，她必定立刻奔向那里，因为孙泱也是周总理的义子。但此刻，孙维世只能通过书信倾诉衷肠。这或许是因为周恩来出于种种考量，不让她频繁踏入西花厅。从中可见，周恩来当时亦处于困境之中，每一步都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孙维世向总理所写的信件，其详尽内容鲜有人得窥。即便如此，总理在那时亦未能立即施行有效的应对策略。

江青步步紧逼，于十二月之际，竟突然派遣人员抄没了金山的住所，随即对其实施了逮捕。

在执行对重点嫌疑人或特殊犯罪嫌疑人的拘捕任务时，中央专案组须事先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并签署同意。

传闻在抄家之刻，江青窃取了孙维世致周恩来或毛泽东的一封私密信件。信中，孙维世急切地请求毛泽东立即介入，旨在制止江青日益嚣张的政治举动，因其所引发的迫害已广泛蔓延。江青手持信件质问周恩来，情绪激昂地指责其默许亲生女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行径。

周恩来强压心头的愤懑，无奈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孙维世

孙维世此刻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正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在与妹妹孙新世依依惜别时，她语气坚定地说：“现今有人意图陷害周总理，我不过是尘埃一般的存在，即便我命归黄泉，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安危影响到他，务必要保护好他……我绝无轻生之念，若不幸降临，那必定是他人所为。”

果然不出所料，在叶群的协助下，江青指派现役空军军人对孙维世进行了逮捕。然而，并未将她囚禁于金山等人所控制的秦城监狱，亦未送至军队的军法处，江青坚决不容许周恩来有机会对孙维世进行庇护。

孙维世竟意外地被送至军管时期下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的军管小组中，副组长刘传新心怀壮志，对江青与叶群的号令无不恪遵不渝。

十二

孙维世家遭到了一场彻底的查封与抄家，所有照片与信件无一幸免，全被收缴并直接送往了江青的住所。这些藏品之中，不乏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珍贵合影，以及他们亲笔书写的信件。更有传言指出，其中可能还藏有林彪昔日的情书。

在四十年代初期至五十年代的开端，江青曾向孙维世寄送了一封封洋溢着友好与亲昵之情的长篇信件，康生也撰写了赞誉其艺术才华的信函。然而，在翻阅这些信件的过程中，江青却将它们一一撕成碎片，最终将这些珍贵的信件全部化为灰烬。

这张仅存的影像，是她后来用以施压于周恩来的关键证据。画面中定格了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及《初升的太阳》剧组全体成员的珍贵时刻。这无疑成为了树立“黑标杆”的有力铁证。

孙维世一旦被捕，周恩来这位对中国情治体系了若指掌的领导人，在多方搜寻之下，始终未能探得孙维世的行踪。他未曾料想，江青竟会下令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更改为“孙伪士”，并将其列为“关死对象”。此类犯人，因特殊原因，将免于审讯与审判，仅仅是被长期监禁直至生命的终结。对于这类犯人，虽可施加任何形式的折磨，但必须恪守“不得致死”的底线，以免日后其亲属追究相关责任。

1968年8月17日，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八千人参加的“控诉批判大会”上，刘传新对北京公安局的全体领导层进行了严厉的指控，将他们定性为特务和不良分子。在这场大会中，公安局局长冯基平被指责为“特务分子”，邢相生被认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则被控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被定为“CC特务”，而张烈则被怀疑是“叛徒”。大会最终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实施逮捕，并予以法律制裁。到了23日，刘传新进一步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认定为“叛徒”、“特务”以及“反革命分子”，并将他们集中于良乡进行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加以迫害。

恰在此时，我调任至五角楼工作，与她相邻楼层，由此成为相隔咫尺的亲密邻居。

曾探讨过，那位不断呼喊的女囚为何不选择保持沉默，以求在困境中苟延残喘，何必如此顽强不屈？某日，她归途中，狱友示意我靠近门旁的小窗，猜测是否是孙维世。只见一位队长走在她前头，两名囚犯推搡着她前行。她低头垂目，身佩脚镣，长发覆面，几乎无法辨认其面容。那两名被指派的囚犯，显然是凶狠的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拳脚相加，而警察却置身事外，未加干预。

她的日子在持续的痛苦中度过，她或许屡次尝试发出呼喊或歌声，以期有人能传递出一线消息。若是无人应答，沉默本身就足以将她推向深渊。

九月，新一波“联动分子”及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获得释放。出狱后，有人向周恩来提交了有关北京看守所内恶劣状况及对囚犯残酷对待的详尽报告。周恩来随即发表讲话，明确指出：“虐待囚犯并非党的宗旨，我们必须将囚犯当作人来对待。”尽管如此，孙维世依然未能摆脱困境，得以解脱。

在调查孙维世所谓“罪行”的过程中，中央文革专案组特别聚焦于她与周恩来之间被指称的“特殊”关系。面对追问，孙维世坚定地否认了这种关系的真实性。

同样地，在深入挖掘首位“白毛女”王昆的过往生涯时，公众不禁纷纷好奇，她与周恩来总理之间是否有过某些“特殊的话语”。

一旦捕捉到确凿无疑的桃色传闻，他们便坚信，周总理那圣洁无瑕的形象将瞬间崩解，坠落至尘埃之底。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在五角楼遭遇不幸，不幸陨落之际，她身上依旧束缚着手铐与脚镣。

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在得知孙维世不幸离世的消息后，其平日里的隐忍性情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挥毫疾书，字迹间流露出的情感，与他往日的沉着形成了鲜明对比。

孙维世之死应调查。

又写道：

需解剖检验死因。

孙维世的遗体很快便完成了火化。孙新世赶到公安局，希望能领取姐姐的骨灰，却被告知：不得保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周恩来总理的家中留影。在这张照片中，自左至右依次排列着孙维世、邓颖超女士、周恩来总理本人，以及孙维世的亲妹妹孙新世。

十三

自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推翻以来，新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以及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领导，积极投身于为那些在北京公安局遭受不公、含冤而终的人们讨回公道的事业。诚然，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如吴晗等高级干部的家属，以及为孙维世等高级干部的子孙招魂。

在着手调查的前夕，刘传新于1977年5月19日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断。他心中明镜似的清楚，那些遭受冤屈的亡魂怨念深重，决不会轻易对他放松追索。

自井冈山时期起，中共中央便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肉刑进行逼供，并相应地发布了正式文件。此禁令随后得到了多次重申。近年来，周总理亦曾作出指示，以毛泽东“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著名言论为依据，正式宣布，监狱内严禁对犯人实行肉刑或任何形式的变相惩罚。一旦发生此类情况，犯人有权直接向上级部门举报，甚至可直接向中央反映。

据悉，内部已对此事采取相应措施，但这一举措并未对外界披露。毕竟，类似的不公案件屡见不鲜。

据悉，北京公检法系统近期实施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已激起自上而下的广泛反响。自此，执法与监管工作中，各相关方都格外注重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肉刑与体罚现象的发生。自改革开放以来，罪犯的生活条件相较于以往发生了显著提升。

1977年11月，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共同颁布了《关于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这一举措标志着军管时期遗留的793名军队干部已全部从北京市公安局撤回。此番调整行动发生在北京公安系统军代表重返军队的背景下进行。即便如此，那些曾涉足“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之血的个体，亦未能逃脱追责的命运。

孙维世另有一妹，我们不知情。

金山出狱后，得知孙维世的悲惨遭遇，痛楚至极。在见到孙新世的那一刻，他竟然惊愕地以为，自己重逢了妻子的亡灵。

晚年相依为命。

金山获悉孙维世不幸的辞世之期为1968年10月14日，心中不禁涌起复杂情绪，既喜且忧。恰逢这一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日子，十八年的岁月流转，见证了他们携手走过的风雨历程。

这正是我所熟知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那座五角楼偶遇的那位性情刚烈的女子，她是否就是孙维世本人，时至今日，依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以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