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国四十五岁那年，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并不是因为脸上的皱纹，也不是因为走几步就要喘气，而是那天早上，他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窗边，看着对面楼里的年轻人提着咖啡和电脑包匆匆下楼，像极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王立国在北京打拼已经二十多年。刚来那会儿，他在中关村卖过电脑配件，在工地搬过砖，甚至给人家跑过地下黑车。后来靠着机灵，他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做起了客户经理。那几年互联网广告刚兴起，单子好拿，钱也来得快，他手里攒了点积蓄。可惜公司老板爱冒险，投资了几笔亏得一干二净，最后公司倒闭，王立国又被迫重新开始。

他没什么特别的技能，唯一算得上资本的就是嘴皮子。于是他转行去卖保险。做保险的人多，但能坚持下来的没几个。刚开始他也觉得丢人，亲戚朋友见他都避之不及，电话打出去十个有九个被挂断。可王立国心里明白，他别无选择。他一咬牙，硬是靠着死缠烂打把几个客户签了下来，渐渐摸出了门道。

这些年，他的客户群体逐渐固定下来，收入也算稳定，能维持在北京租房、供孩子上学。可生活的疲惫却日益清晰。老婆在老家带着两个老人，偶尔视频总抱怨他陪伴少。儿子上大学，性格内向，不爱和他交流。王立国自己一个人，住在七环外的老小区，每天早上挤两个小时地铁去市中心见客户，晚上再挤回来，日子就像被按下了循环键。

真正让他感到衰老的，是身体。去年冬天，他在客户家里忽然头晕摔倒，去医院查出轻微脑梗。医生叮嘱他要注意休息，可他笑笑，心里明白，休息意味着断粮。他只能继续往外跑。

一天晚上，他约了老客户李叔在望京的一家茶馆见面。李叔是做小生意的，人情世故很通透。两人聊完正事，李叔忽然问：“立国，你还想在北京待多久？”

王立国怔了一下，笑说：“还能待多久？能干得动就干呗。”

李叔摇摇头：“你这岁数不小了，北京容得下年轻人折腾，咱这把年纪，拼不过他们。要是能回老家开个小店，日子也许自在点。”

那晚回去，王立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楼下小摊的灯亮到半夜，年轻人喝酒聊天，吵闹声隔着窗都能听见。他忽然觉得孤独，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

第二天早上，他照例去见客户。那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二十多岁，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他们一边听他介绍保险方案，一边低头刷手机，时不时交换眼神，轻声笑。王立国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谈完单子，他没像往常一样急着离开，而是故意多坐了一会儿。桌上有个没喝完的玻璃杯，杯壁还留着水汽。他看着那杯子出神，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和妻子刚到北京租房时，也常常在破旧的桌子上留下一杯喝了一半的水。那时候，他们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期待。

可如今，期待没了，只剩下惯性。

那天晚上，他给老婆打了电话，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疲惫：“要不……咱明年回去吧，在县城开个文具店，你看行不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老婆叹气：“你能这么说，我心里踏实了。老家房子还在，孩子也快毕业了，咱俩再辛苦，也不能把身体拖垮。”

挂了电话，王立国忽然鼻子一酸。他知道，这二十年北京梦，算是走到尽头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一边照常跑业务，一边悄悄盘算退路。他去老家考察了几次，发现县城的新建小区越来越多，旁边的学校规模也扩大，开文具店确实有市场。他心里渐渐有了底。

等到来年春天，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客户逐一告知。有人挽留，有人淡然，有人甚至说：“立国啊，你终于想明白了。”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独自走到三环边的一家老餐馆。那是他刚来北京时常去的地方，一碗炸酱面五块钱，他曾经在那儿边吃边想象自己未来的模样。二十多年过去，餐馆还在，价格涨到了二十五。老板娘已经认不出他，他却认出了角落里的那张桌子。

他点了一碗面，吃得很慢。面条凉了，他也不急，就像在咀嚼一段快要结束的人生章节。

第二天，他拉着行李上了回家的高铁。窗外的楼群渐渐远去，玻璃上映出他斑白的鬓角。他忽然觉得轻松，像卸下了一块石头。

回到县城，日子果然变得慢下来。文具店不大，却整洁明亮。每天放学时间，孩子们涌进来买笔买本子，他和老婆笑着招呼。晚上关了店门，他能悠闲地坐在门口，和邻居聊家常。

有时候，他会想起北京的地铁、人潮、办公室里的灯火，也会想起那杯玻璃杯里的余温。那些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无法抹去。但他知道，人生不能永远停在某个节点。就像水汽终究会散去，杯子要被洗净，重新倒上新的水。

他终于明白，所谓成功，不是一定要站在最高的楼层俯瞰世界，而是能在合适的年纪里，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王立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