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廷英先生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绥远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杭锦后旗奉献了自己的青春。退休之后，他受聘担任特约文史资料撰稿人。王老先生的一生充满波折，但阅历却异常丰富，他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史料价值，更曾在诸多刊物上发表，最终集结成《河套散记》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承蒙王廷英先生家属的慷慨许可，本平台将分期呈现王老先生的著作，以飨读者们的品鉴、研讨与交流。

【作者简介】

王廷英（1918—2000），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孕育了他。青年时期，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1949年，他参与了“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为国家的和平统一贡献了力量。起义后，他在杭锦后旗粮食局财务科担任了工作。退休之后，他被巴彦淖尔临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别聘请，成为第四、五、六届的特约文史资料撰稿人。他撰写的数十篇充满历史价值的地方文史文章，相继被《巴彦淖尔市文史资料》、《临河文史资料选集》、《杭锦后旗文史资料选编》等刊物收录和登载。

绥西粮库纪事

王廷英

本文主要内容：

1.绥西粮库的起源。

2. 初次整风审查

3. “刘梁事件”

4. 镇反运动

5.三反五反

6. 绥西粮库终局

一、绥西粮库起源

1950年3月，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绥西粮库应运而生。其人员阵容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原绥远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绥西储运处“九一九”起义后的原班底；二是华北、绥远两干校派来的学生，其中包括刘淑良（女）、杨海波、梁世峰、张鸿儒等十余人；三是省粮局委派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库主任刘友财，人秘股股长侯树南，财会股股长赵宝山，保管股股长庞天左，调运股股长刘俊才等，共计三十余人。这支队伍中，既有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也有响应起义的旧职人员，还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尽管绥西粮库规模不大，却如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员构成复杂多样。

绥西粮库不仅直接负责陕坝地区的3个库点，同时亦掌管着临河、五原、安北、米仓、狼山以及晏江县的6个粮库。

二、绥西粮库整风审干

1950年五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全党全军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旨在解决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以及部分人出现的贪污腐败、政治堕落、违法乱纪等问题。

回溯往昔，那场整风动员大会的报告仍历历在目。运动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求实的精神逐一查明问题。

务必将过往的错误彻底揭露，不拘泥于私情，需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剖析并批判历史中的糟粕，其宗旨在于确保后续工作的严谨与卓越。揭露错误、批判不足，犹如医生救治患者，目的纯粹在于救死扶伤，而非有意加害。对于任何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我们都应热情接纳，尽力治愈其“病痛”，使之成为一名优秀的同志。坚决抵制借机报复或打击他人的行径。既要善于明辨是非，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又要注重对犯错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协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尤其欢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同志如实交代问题，不论交代内容、数量，我们都不会深究，以示信任与支持。

在机关的群众大会上，绥西粮库的主任刘友财率先进行了自我检讨。由于大家与他共事的时间尚短，对他的问题了解不深，因此敢于指出他问题的人并不多。然而，对于那些较为熟悉他的人来说，他们既担心此举会损害他的声誉，又考虑到他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所以在群众大会上不便公开指正，于是选择了以书面形式提出忠告。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友财的自我检讨得以在平和的气氛中顺利通过。

绥西粮库人秘股股长侯树南的问题颇多，其文化水平有限，在检查过程中，内容往往出现矛盾或重复的情况，因此，检举他的人为数不少。侯树南却认为是群众有意刁难，缺乏独立思考和见解。他总是盲目服从领导指令，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明显。作为人秘股股长，侯树南鲜少与人畅谈，尤其是对旧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信任感不足，有时甚至表露无遗。他对某些人的政治立场、言谈举止、社会关系尤为关注，甚至对日常工作细节也极为关注，如上下班是否准时、卫生区域是否清洁、夜晚是否关灯以及男女间的交往，他都置于监督之下，堪称典型的辛勤官僚主义者。

面对群众自发坦白问题，部分人并非出于真诚的协助，反而采取了追根究底的姿态。有的情况下，未待问题完整陈述，便有人迫不及待地插话质疑，更有甚者，几人同时提出相同的问题，使得初涉此运动者，有的如坠云雾，有的心惊胆战，与动员大会所传达的精神相去甚远。这样的氛围，无形中削弱了同志们主动交代问题的勇气与积极性。

气氛干扰，在每一次的学习会议上，我们往往目睹了所谓的“哑巴”现象，与会者沉默不语，使得整个会场显得冷清而寂静。

在运动落幕之际，领导在总结会上着重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并激励同志们敞开心扉，真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毫无保留地阐述个人观点。然而，这些悦耳的言辞，群众似乎已不再轻易相信，他们只是左耳听进，右耳流出，仅仅是为了走过场。实际上，新旧成员间的摩擦、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间的分歧、以及领导与干部间的矛盾，正潜藏在暗处，而官僚式的领导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现状。

三、刘梁事件堪称左倾官僚主义的典型样本。

梁世峰，出身于绥远丰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他于1948年加入了绥远新干校，结业后顺利被分派至绥西粮库工作。这位才情出众、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已光荣地成为共青团的一员。

刘淑良，一位地道的北京女子，出身于显赫的官僚世家。她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先遣军总司令部担任参谋长一职，肩负着接管北京敌伪资产的重任。随着北京的解放，刘淑良毅然加入了华北干校，并在学习期满后，被分配至绥西粮库工作。她性格热情开朗，举止得体，待人彬彬有礼，是公认的好姑娘。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的求学时光里，她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出众的仪表，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誉，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校花。

刘淑良与梁世峰，同是直属粮库的干部，日常工作中频繁相遇，加之共同的兴趣和投缘的性情，使得他们之间的话题总是丰富多彩。刘淑良那明亮的容颜、曼妙的身姿以及温柔的声音，更是让人难以抗拒。每当她踏入粮库的领地，她的光彩便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刘淑良和梁世峰，一位温文尔雅，一位真诚可靠，正处于热恋之中，两人的身影自然是形影不离，亲密无间。

刘淑良与梁世峰在绥西粮库的恋情，早已成为众人皆知的佳话。大家纷纷祝愿他们早日结为连理，共度幸福美满的时光。他们亦向组织递交了申请，渴望获得批准。然而，那位思想仍停留在封建时代的领导，却认为共青团员与出身官僚家庭的女子结合，立场不稳，遂下令小梁与小刘断绝关系，划清界限。然而，感情的力量是如此的奇妙，面对压力和误解，他们反而更加坚定了抗争的决心。刘淑良与梁世峰的恋爱，不仅符合婚姻法的规定，更在数月的相处中，彼此心灵相通，情意绵绵，宛如相依为命。为了表达对爱情的忠诚，小刘将生命中未曾给予他人的纯真爱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小梁，两人公开同居，以示抗争。群众们认为，既然“生米煮成熟饭”，领导们最终会同意他们的婚姻。然而，当刘淑良与梁世峰再次提出申请时，事态却发生了意外。那位领导因愤怒而恼羞成怒，指责小梁不服从组织决定，胡乱处理男女关系，有损风化，并给予小梁停止共青团内相关权利的处分。

刘与梁，在无路可诉的情况下，选择了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的抗议。1951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两人用完晚餐后，相互依偎在床上。夜幕将尽之际，小梁先举枪射击了小刘，随后将枪口抵住地面，用脚猛地一蹬，扣响了扳机，随即倒地。这对曾经深爱的情侣，就这样不幸地离世。关于刘、梁事件，官方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自杀案。尽管群众心中明镜似的清楚真相，却无人敢发声，此事便如此悄无声息地被淹没。

四、镇压反革命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国民党统治期间，构建了一整套庞大的军事、政治、党团、特务以及警宪等反动体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众多地区仍存在大量政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会道门首领，总计超过两百万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四处制造杀戮与破坏，强奸掠夺，罪行累累，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国家动荡不安。

在解放之初，我国政府虽对反革命势力实施了镇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力度尚显不足，部分区域甚至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了过于宽容的态度。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了各类反革命罪行的具体处罚原则与实施方法。此举为镇压反革命行动提供了法律支撑，确立了统一的量刑尺度，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至1952年底，镇反工作告一段落，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被彻底清除，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镇反运动的浪潮中，我国的粮食系统得以净化，阶级队伍得以纯洁。当隐藏在狼山粮库的主任张敬德通匪行为被揭露并依法受到惩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然而，由于“左”倾思想依旧主导着当时的政治氛围，对起义人员武全体的错误处理，仍令人遗憾。

武全体，曾担任国民党临河县党部秘书一职。1947年，他被调任至临河县人民政府，正式步入政界。在“九一九”起义之后，他又被调至绥西粮库工作。在镇反运动期间，粮库的领导出于主观判断，误将武全体视为国民党临河县党部秘书，认为他是党部中的骨干分子。由于党团骨干中不少人也参与了调统工作，领导层便错误地将党团骨干与特务骨干等同视之，从而将他及其他党团骨干分子一同移交法院处理。武全体因此被判刑15年。刑满释放后，他多次上访申诉，最终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了改判，并给予平反。到了1982年，巴盟粮油公司按照复职退休的规定，解决了他的安置问题。如今，这位老人依然健在。

五、“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岁末，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各地按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途径，共同揭露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与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之间的紧密勾结，以及他们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的猖狂进攻的严重状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次年春，在党的领导下，河套地区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热潮。（即抵制行贿、坚决反对偷税漏税、严打盗用及诈骗国家资财、杜绝偷工减料行为、严格防范窃取经济情报）。

在各级党委的精准指导下，我们倚仗工人阶级及恪守法律法规的商贾，运用“利用矛盾，实施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广泛动员群众力量。我们揭露了贪污分子惯用的种种伎俩，诸如隐瞒营业额、伪造账目、设立虚假账簿、偷逃税款、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这些罪行不仅扰乱了经济秩序，更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贪污分子的罪行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愤慨，众人齐心协力，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贪污分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得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贪污罪行，并主动检举他人，以求宽大处理，积极赎罪。

在“三反”运动期间，粮食部门亦收获了显著成效，职工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显著提升。正当部门总结经验、全力冲刺的关键时刻，却不幸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在运动进入后期，特别是“打老虎”阶段，出现了一些不当行为，例如“逼供信”、变相体罚等问题。

旧社会官员多贪，大官贪污更多，小官相对较少，认为田福升也不例外。因此，采取了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折磨，包括在会上挤压、大会施压、白天站立不让坐凳、晚上不让睡觉等，但田福升始终坚持不认罪，依旧被视作“抗拒罪责”。经过几天的折磨，田福升终于因体力不支而被迫认罪。然而，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构成贪污罪。从检举的时间来看，属于解放前夕（解放前贪污只需交待，不需退赔），尽管耗费了极大的努力、时间和人力，最终却只抓住了一只“死虎”，实属得不偿失。

六、绥西粮库结局

1953年，绥西粮库与粮食公司陕坝办事处实施合并，从而成立了崭新的绥远省粮食公司包头公司陕坝支公司。杨来福，原粮食公司陕坝办事处主任，被任命为该支公司的经理；而刘友财，原绥西粮库主任，则担任副经理一职。支公司下设四个科室，分别由侯树南担任行政科科长，郭玉田负责财会科，王召主管统计科，刘俊才领导储运科。干部职工总数超过五十人。此外，原五原、临河、安北、米仓、狼山、晏江六个粮库的名称也相应调整为粮食公司经营组。

杨来福，山西太谷人士，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熏陶下，他的党性修养深厚，始终秉持并践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紧密结合实际，坚决摒弃空谈与浮夸。在民主实践方面，他深知与群众协商的重要性，对于人事、经济、生活等事务均实行“三公开”制度。同时，他以身作则，每月底都会组织召开涵盖工作、学习、生活等多个方面的会议，鼓励职工积极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知错能改，无错则自勉，奖惩分明。

在杨来福的引领之下，陕坝粮食支公司凝聚成一股合力，全体员工紧密协作，士气高昂，业务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1954年，河套行政区正式宣告成立，将原绥远省粮食公司包头分公司陕坝支公司更名为河套行政区粮食局。同时，在陕坝、临河、五原、安北、狼山、米仓、晏江等地亦设立了相应的粮食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粮食局严格遵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全力以赴保障军需和民众的粮食供应。

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拜访了刘俊才、武全体、王伯芬等众多曾亲历20世纪50年代的老一辈同志。他们无私地提供了诸多助力，对此，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载于《临河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