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课散场的走廊里，安娜把一张10万卢布的补贴单折成四次，塞进课本与奶粉券之间。母婴室的灯亮着，她要在期末考与产检之间排一个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

“边上学、边生娃”，这句新口号贴在她的系办公室门口。普京签署的命令刚刚落地，大学给在校女生一次性孕产津贴，校园开始增设母婴室、托育班，仿佛把未来挪到了讲堂旁边。

在远东的车间里，谢尔盖手里缺的不是螺丝，而是人。“我们少了十个人，招不到一个，”他摊开名单，空档像洞。全国劳动力缺口被估到一千万，西伯利亚更是吃紧。

护士伊琳娜则每天推着药车穿越拥挤的走廊。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逼近四分之一，她说：“我们在给一个越来越老的国家打点滴，滴速却赶不上。”

数字把故事拉长到看不见的地方。2020年俄罗斯还有1.47亿人，如今一年少了60万，2024年出生人口跌破123万，25年来最低。

官方预测更冷：照此走法，2036年或到1.43亿，到2100年可能直接少掉四千万。这不是纸上的未来，已在财政和工地上提前抵达。

政府并非束手。2007年的“母亲资本”曾带来短暂起伏，2020年可领到超61万卢布，可生育率又回落到1.58，离“保人口”的2.1遥远。

低收入家庭也有补贴：孩子三到七岁每月5500卢布，首胎亦有津贴。可抚养一个孩子每月要三到四万卢布，三分之一家庭还在贫困线下。

另一条战线在价值观。影视与教科书不得宣传“无子女生活方式”，最高罚款40万卢布；大家庭被倡为“社会标准”，鼓励三个以上孩子。

可调查显示，只有30%的俄罗斯人愿意要两个，另有24%只想要一个。“晚、少、甚至不生”正在成为常态。育龄女性也在减少：2006年有3940万，2023年剩3420万，二十年后还要再少七百万。

然而，这场政策的喧闹，不过是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

愤怒与焦虑来自一种被时间掏空的现实：孩子变贵，房租、药费、学费都在涨；女性首胎年龄拉到28岁；灵活工作与可负担托育仍稀薄。补贴像杯水，热，却不够深。

国家权力试图把私人选择纳入公共任务，有人提议恢复“无子女税”，每月向无子女者征300到500卢布；还有限制夜间上网，让年轻人“早点睡、早点生”；甚至有人主张“先生娃再上学”。

反对声也刺耳：“生孩子不是国家任务。”当移民政策不宽，外部“借人”走不通，靠本土“造人”就成了唯一出口。但出口也必须有路面、有路灯。

路面的坑很大。北极地区十年间人口减少超过40%，西伯利亚有1.1万个村子和290座城市“注销”，地图被擦出空白。工厂缺工，医院缺护士，学校缺老师，这是出生率的回声。

今年四月，政府推出《2036年前家庭与人口政策》，分两阶段推进：发展灵活工作制、扩建妇科诊所与幼儿园网络、为夫妻提供心理咨询。这些更像系统工程，而非一把飞来的糖。

但要落地，还要跨过三道门：财政能否持续、观念能否转身、社会支持能否托住年轻家庭。否则，政策只会是一串漂亮的口号，像在冻土上的脚印，下一场雪就抹去。

移民缺口、劳动力断层、代际结构变化，让俄罗斯像一辆缺油的列车，仍在缓慢前行，却需要有人给它添油、修轨、讲清楚到站后怎样生活。

夜里，安娜推着婴儿车穿过校园的白桦树影。补贴单在她口袋里，边角被捏起毛。她抬头看教学楼顶的钟，秒针走得很稳。国家的钟也在走，但要让它不再只报时，还要给生活报一个准的价。她听到远处铁轨上的一声轻响，像是列车在寻找下一段更平顺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