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随笔1979 ，作者沈卫威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颁布的废科举上谕

文 | 沈卫威

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5期

废科举，兴大学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清廷宣布自丙午（一九〇六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叫停。

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为帝国体制选拔优秀管理人才的同时，也在考试过程中，传承、延续着中国儒家文化，给依靠读书得以出人头地的士子，修齐治平，即“兼济天下”的机会。到了明清，社会公众层面对获得科举晋升之士的等级，简称为秀才、举人、进士。人有早醒晚熟，一九〇六年《东方杂志》第三期转载了严复之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就科举废止之事，严复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这是严复的先见之明。早起的鸟儿有虫儿吃，随后京师大学堂改制为北京大学，他干上了首任校长。老马识途，不入歧路。

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纷纷登场，进而在中华民国形成的现代大学体制中，由与国外大学学制接轨的高等教育，派生出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等级，并以国民政府颁布的《学位授予法》作为制度保障。

作为从事社会批评的小说家，从嘲讽范进中举的吴敬梓，到讥讽孔乙己的鲁迅，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受害者。求之不得，另寻出路，作为科举制度的批判者，他们两人只是少数。个人反抗科举制度，力度极其有限。

实际上，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在世人看来是十分荣耀的事；在个人是高光时刻，更是家族的荣誉。因而有与久旱逢甘雨、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并列为人生大喜的金榜题名时。

从日常生活到戏曲艺术，科举无处不在。民间流行的戏曲经典《铡美案》（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女驸马》都与科举考试有关。陈世美成为忘恩负义、喜新厌旧的反面典型。黄梅戏《女驸马》则唱红了严凤英、吴琼、马兰、韩再芬等多位演员。

明清两代，翰林从进士中选拔。浙江象山陈汉章一九〇九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虽举人身份，在科举废止后，再无更进一步获取进士，被点翰林的机会。于是，他一边教书，一边在新式京师大学堂做学生，求一个学堂“洋翰林”，类似“进士”出身的名分。一九一二年十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变成了文理工商法农医七科之学。一九一三年，陈汉章在改制后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史学门毕业。第二年文科哲学门正式招生，他成了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授。

传统科举制度的举人与现代学制北京大学毕业的学士，在陈汉章这里如此混搭、合体。

罗家伦口述、马伟（星野）笔记《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罗特别说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这位老师：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的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那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

老旦穿不上青衣的衣，老生打不出武生的戏。前清举人、北大文科史学门毕业生陈汉章，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杜威门生胡适（博士论文答辩遇到麻烦，十年后才拿到学位），两个把事故弄成故事的人，同台讲授中国哲学史课，效果如何？台下顾颉刚有现场记录。顾颉刚说，在新建哲学门讲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洪范”，并且，他的讲义秘不示人。胡适接课后，抛开以前课程大纲，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材料，丢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对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给了一个重大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但他们又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起风潮。慕名而至的顾颉刚听了几堂课，心中豁然开朗，感到“听出一个道理来了”。便去找傅斯年，并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去旁听后，竟被收了魂。因此，才有潜山余氏（英时）所谓：“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梁启超一八九〇年在万木草堂初谒康有为时的内心震动可以和顾颉刚、傅斯年一九一七年听胡适讲课的经验相提并论。”

此时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正是前清秀才，南京贡院乡试落榜后留学日本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

我在《无地自由——胡适传》中，把陈、胡两位教授的哲学史课堂给北大学生造成的这种“边际情境”，视为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大学的分界岭。有新思想、新方法的胡适，面对比自己旧学根底深厚的北大文科学生，只能加倍用功，因此能带出这样一批学生，哲学门（系）：张申府、陈公博、谭平山、朱自清、康白情、顾颉刚、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吴康、区声白、徐彦之、陈雪屏、杨晦；其他系科：傅斯年、杨振声、罗家伦、周炳琳、俞平伯、毛子水、梅思平、黄日葵、许德珩、姚从吾。所以才有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日后对大学哲学系和史学系的重视。他曾对陶希圣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史学部门往往决定它的思想的方向。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不是北大的法学院，而是文学院的哲学和史学系。”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汉章在家乡象山去世。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公报》刊出渝第二三二号《国民政府令》：

故教授陈汉章，秉性孝友，学识湛深，历膺各大学讲席二十余年，覃思著述，有功文献，晚年出资建藏书楼，嘉惠士林，尤堪矜式。特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示国家崇重宿学之至意。 此令 （二史馆三四—1758，第4页）

陈汉章

北京大学文科需要胡适，也不能没有陈汉章。文化是绵延的河流，没有上游，哪来下游？没有旧学，哪来新学？上下新旧，传承有道。这份褒扬令，是宿学陈汉章获得社会承认与国家崇重的具体体现。

国体转型，开放包容，传统与现代齐舞，土产与洋货共市，文化教育，杂花生树。自然也有无法适应民国新政的遗老遗少，与体制疏离，或寻花问柳，或唱着挽歌，遛着鸟儿，自生自灭；更有湿身弄潮，被新文化巨浪拍打在沙滩上的。投身于民国文化教育界的前清进士张謇、李瑞清、李盛铎、傅增湘、陈三立、张元济、蔡元培、唐文治、叶德辉、商衍鎏，则老树新花，另一番景象。

科举考试制度废止，但文脉、学脉未断。花落春在，好雨知时。我熟知的学人王季同、余嘉锡、李石曾、黄侃、陈寅恪、汤用彤、郑天挺、俞平伯、王易、商承祖、商承祚、吕碧城、曾宝荪，父辈都是进士。诗书传家，三代润学，成功转型，成就大家。

胡先骕、梅光迪则有十二岁参加过科举初试的经历，是科考县试的童生。少年天才的荣光，导致留学归来走向文化保守，成为反对并制衡新文学、新文化势力的“学衡派”骨干。

汤用彤（锡予）、郑天挺（毅生）的父辈汤霖、郑叔忱是一八九〇年进士同科，两家世交，友情传递，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汤、郑成为胡适倚重的左膀右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离开北平时，将维护北京大学的重任托付给汤、郑，致使汤、郑“护校有功”，一九四九年后分别出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副校长。

大学尝试招收没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民国新建，大学初兴，还无力完全对接欧美大学教育的学位建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颁布《教育部令第一号》的《大学规程》中有“大学院生自认研究完毕欲受学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项提出论文，请求院长及导师审定，由教授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大学院生如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得由大学评议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这样笼统的表述。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参照德国学制，初步确立:“学位除国立大学毕业，应按照所习学科给予学士、硕士、技士各字样外，另行组织博士会，作为审授博士学位之机关，由部定博士会及审授学位章程暂行试办。”但袁世凯德不济才，视江山社稷为私有，逆时势而行。一年半后，这一学制尚未实施，随袁世凯暴毙被废止。

没有明确的学位授予机制，并不能限制北京大学对学术研究的探索。北京大学率先开办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一九一七年底，北京大学成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类似研究生性质的研究员。如曾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一九一一年底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一九一三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一九一七年夏毕业后，入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员（实际上是研究生）。据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日刊》所示，陈中凡选修的研究员（生）五门科目和导师分别是：逻辑学史（章士钊）、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儒家玄学（陈汉章）、二程学说（马叙伦）、心理学（身心之关系）（韩述组）。

设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北京大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不示弱，在积极争取改制为国立东南大学的同时，于一九二一年三月，有开办类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性质的“国文特别班”的动议。刘伯明、柳诒徵向校方提交“请设国文特班议”，建言开办一年制国文特别班，从已经毕业的中专生或本校本科三年生中招收，每年十至二十人，“授以国学奥窔，辅以世界新知，俾于一年中更求深造而宏通”，并列出“特班课程表”。

遗憾的是，此项提案，未能在校务会上通过。也许是这个背运的开始，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竟然导致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此后二十三年文科没有招收研究生的难堪局面。就文科研究生而言，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落后北京大学二十八年。而这正是唐君毅所说的“拘紧”。

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后在中央大学、香港新亚书院执教的唐君毅，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对这两所大学的学者，做出了“放肆”与“拘紧”的评价：“思中国近年学术界人物，北大出者大皆放肆而非阔大，南高东大出者大皆拘紧而不厚重。”（见《唐君毅全集》第32卷第59页）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在胡适的推动下，成功开办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招收研究生。清华学校此时尚不是完整的大学建制，仅仅初设大学部，更无硕士学位授权。四位导师，四年时间，硬是把六十五位“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造就成国学研究的优秀人才。

南北两所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也走在国立中央大学前头。

一九三四年九月，金陵大学开办国学研究班，招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文史哲毕业生游寿、杨秉礼、萧奚焭、沈祖棻、朱人彪、张惠贞、朱锦江、章荑荪、吴怀孟、陆恩涌、尚笏、钱卓升、曾昭燏、高文、高小夫、孙继绪十六人，从事国学研究。导师有黄侃、吴梅、胡小石、胡翔冬、刘继宣、刘国钧、欧阳竟无。

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生在读期间，五十岁的导师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追悼纪念，成为王国维死后的一道文化景观；无独有偶，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研究生在读期间，五十岁的导师黄侃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不幸去世。十一月四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举行黄侃先生追悼会。

清华学校研究院、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两批研究生，才俊群起，后浪拍岸，竟折了王国维、黄侃两位导师的阳寿，这或许是另一种老夫当避，让学子出人头地的天意，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文化传承。

同为“学衡派”成员的陈寅恪说王国维“一死从容殉大伦”，吴宓解释说“大伦”即五伦中的君臣。柳诒徵说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同事、朋友。王国维葬礼上，同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长衫一袭，行跪拜大礼。这一跪倾城，随之灵堂内跪倒一片。而给黄侃跪下的只是学徒。虽然行此大礼者身份、场面不同，但文化意义相当。他们跪拜的是文化。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先师叶子铭去世，在三十日的葬礼上，我率同门兄弟五人行跪拜大礼，送吾师浴火归西。闻道先后，术业专攻，此文化之道有我。

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金陵大学校刊》刊出《国学研究班第一届毕业研究专题业已告竣》，报道六月一日，为期两年的第一届文学院国学研究班研究生毕业，有十二篇研究专题论文。

这批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学位授予法》颁布。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与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十六位研究生中，有游寿、曾昭燏、沈祖棻三位女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女教授。

那个年月，女性中拥有高学历的人不多，她们生活的磨难却很多。沈祖棻高龄生女剖腹产时，庸医忘记取出止血纱布，缝进体内，害得沈祖棻受了多年的苦，随后又受右派丈夫程千帆连累，一九七七年再遭遇车祸。曾昭燏留学英国归来，一直单身，生无所恋，五十五岁那年从南京灵谷塔跳下自杀。福建霞浦的游寿，后半生生活在严寒的冰城，处于学术的边缘。三位才女，硕士研究生，高学历，才学俱佳，却未得进一步施展。

燕京大学起步稍晚，招收的研究生不多，但少而精。因赶上《学位授予法》实施，研究生待遇好，学术环境优越。中央大学毕业的陈梦家，放弃律师职位，揣着白话新诗集到燕京大学随容庚研究甲骨文；侯仁之随顾颉刚研究历史地理。两人遂成燕京大学研究生的佼佼者。

燕园湖光塔影，清华荷塘月色，研究生陈梦家、赵萝蕤，才子佳人，校园仙侣，风景独好。

《学位授予法》出台

与批量招收硕士研究生

自大秦帝国始，一直是北方征服南方，一八四〇年以后，海上起风雷，主义生南海，倚天屠龙，南方征服北方。自海上贸易、幼童留学到康梁北上变法，从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中山三民主义名教化，为中华民国新开体制造型。连这一轮大学改名热，也是起自广州。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高校出现改名热。仅一年时间，东南大学依次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这与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直接关联。中国仅仅一百多年的大学建制，前有车后有辙，改名看先辙，老谱袭用，且行且成。

综合国立大学的学制从欧美移植，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综合大学，大学校长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于是，各大学在发毕业证书的同时，又纷纷寻求学位移植，授名誉学位。

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蔡元培校长主持，北京大学为法国学者班乐卫（又译潘勒韦，Paul Painlevé，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教育部部长等职）和儒班（Joubin，里昂大学教授，后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授予理学名誉博士学位。十月十七日，又为美国学者杜威（ John Dewey，哲学家、教育家）和美国外交家、远东事务权威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美国首任驻华公使）授予理学名誉博士学位。而此时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并没有建立健全博士招生、培养及学位授予机制，这时北京大学却率先给外国人授名誉博士学位之事，纯属“擅自”为之。

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擅自为应中央研究院之邀来华讲学的政治家樊迪文（Emile Vandervelde，又译王德威尔得，第二国际领导人，比利时社会党领袖，曾任比利时司法、外交等部部长）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这事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做出决定。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奉行政院令，签发训令，令国立中央大学遵照——奉行政院第三八六五训令开：“案查前据该部呈为拟令公私立大学在学位授予法未制定公布以前，不得擅授名誉学位，请鉴核示遵等情到院，当经据情转呈，并指令该部知照在案。此奉国民政府第一九四四号指令内开：‘呈悉。准予以照办。仰即转饬遵照。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遵照。”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即令教育部牵头，草拟出了《学位授予法》，但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学位授予法》才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并确定七月一日施行。

随后，各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均执行此法，给相关毕业生授予学士、硕士学位，但博士学位授予权却一直卡在决策层。

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西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立足稳定后，一九三九年八月，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同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招收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兼任导师济济一堂，有罗常培、唐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姚从吾、向达、贺麟、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等。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经八月五日、九月十五日两次考试，从全国各大学选拔首届十位研究生入学：哲学王明、任继愈，史学汪篯、杨志玖、阎文儒，文学逯钦立、阴法鲁，语言学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生活费每人每月五十元。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又招收四届。国家为了保存读书的种子，延续文化血脉，必须出钱养活这些年轻学子。而他们书生报国，不负时代。

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许多热血男儿，弃文从军，血战沙场。穆旦、黄仁宇、殷海光等，从军行，凯歌还。穆旦、黄仁宇本是南开学子，殷海光则是联大研究生从军。他们原本都是读书的好料子，经战火的淬炼，更加坚硬。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教育部批准中央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胡小石任主任。十一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签发指令，令中央大学，批准增设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法科研究所法律学部、师范科研究所教育学部，并拨专项经费。胡小石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九月九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签发指令，令中央大学，批准增设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并拨专项经费。十五日，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聘柳无忌为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主任。

九月，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开始招生。第一届入学研究生为金启华、刘锐。结果仅金启华毕业，刘锐未毕业即到大夏大学就职。一九四五年九月入学的第二届研究生为刘溶池、王继兴、公方苓、李毓芙、郭银田。

这里，要说到金启华。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启华自重庆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九月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休假一年，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为文法学院文史系讲座教授。在昆明的金启华得以到云南大学继续听胡小石的课。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央大学胡小石招收首届研究生，金启华就随胡小石返回重庆，入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修。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本届常委会有审查各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硕士候选论文（前后二十一批，二百二十三名）事宜，此次提会审查者共计四十四名。

这批硕士论文作者中，去台湾的周法高、王叔岷等人，留在大陆的逯钦立、李荣、任继愈、王利器、俞元桂等，随后皆成为著名学者。

周法高夫人王绵、王叔岷女儿王国璎、逯钦立之子逯弘捷，这二十多年，又成为我的忘年之交，我研究民国学术思想史，多得他们帮助。

博士招生、学位授予卡在决策层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颁布、七月一日实施《学位授予法》及《中国博士学位授给办法》，学士、硕士学位授予，得到落实，博士学位授予却一直没能实施。主要原因在决策层。硕士学位的审查最后在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而博士招生考试的政策制定却在三院两会（行政院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中央研究院学术评议会、考试院）中被扯皮、掣肘十几年，直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也没有扯出来。民国五院（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分权共治，加上一个独立的中央研究院，竟有三院扯进博士招生、考试这个泥潭。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

民国的大学校长及教育部部长大都是由有留学经历，懂教育的人担任。科举废了三十二年后，中国遭遇日军大规模入侵，大学招生也没有中断。战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特任、简任官的基本行政管理团队，是这样一支有洋学位的归国留学生队伍。

一九四二年五月，教育部任用情形报告表显示此时部内特任、简任官员薪俸、学历：

（据二史馆五—314，第2~3页；二史馆五—1012，第4页，第68页）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举行。出席大会的审议委员有吴稚晖、朱家骅、王世杰、曾养甫、郭任远、傅斯年、罗家伦、程天放、张道藩、马约翰、邹树文、竺可桢、张君劢、胡庶华、茅以升、赵兰坪、陈立夫、顾毓琇、余井塘、吴俊升。请假及缺席委员九人，列席者陈东原。大会主席陈立夫。本次大会修改通过《规定独立研究院所设置办法要点案》《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至十七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举行，讨论事项中有《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修正草案》《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修正草案》等。

一九四五年二月，考试院召集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代表，审查《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修正草案》《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修正草案》后，建议再修改。三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举行。会议审议了《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修正案本院三十年修正案》。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审议通过《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再修正草案》《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再修正草案》。八月十七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发公函，称《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及《博士学位考试细则》两草案，经八月六日本院第七五四次会议决议：“送中央研究院学术评议会。”其中有关键的部分“博士学位应否由政府统一考试颁给抑由政府核定之大学各别审定授予为一主要问题须研究”。

因《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及《博士学位考试细则》两草案的立法原则存在争议，经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国务会议决议，提交政治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是“本案考试院与中央研究院两方之意见各有理由，惟事关学位授予法之变更，拟暂予保留，俟行宪之立法院成立，复再由行政院提请讨论决定”。行政院复经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第十九次国务会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随之，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院长张群、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一月十四日签发《国民政府训令》，令中央研究院执行。但此事的落实过程中，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第三次会议，冯友兰等六人还有提案，即《博士学位应由大学考试授予案》。结果是博士学位考试、审定这一具体措施，在内战炮火下延宕，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学术评议会及考试院多次讨论修改，上至行政院院会、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前后九年之久，仅行政院院长就换了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五任，教育部部长由陈立夫换成朱家骅。直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都未能落实、执行。

中国的博士学位考试与博士学位评定，留给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