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和平曙光并未照亮太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内战的阴云就迅速笼罩全国。尤其是在东北，这片被蒋介石视为“和谈之外”的特殊区域，战火烧得比任何地方都旺。

杜聿明带着他引以为傲的全美械部队，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从山海关一登陆，就如猛虎下山，对着刚刚进入东北、立足未稳的中共武装力量一顿猛攻。林彪初到东北，部队还没集结完毕，面对装备精良、编制完整的国军，只能一退再退。

辽东军区甚至上演了一场让人憋屈至极的战斗。为了挫败廖耀湘新6军的嚣张气焰，司令员萧华集结了六倍于敌的兵力，在家门口围住了廖耀湘的前锋第66团。可结果呢？人家团长放出豪言：“不用援兵，我一个团就打他一个军。”

这狠话还真不是吹牛。从1946年2月16日开始，整整三天，我军以巨大优势兵力硬是啃不下这个团的阵地。战斗中，我方伤亡高达2100人，而敌军仅伤亡约600人。被俘的国军副营长一脸不屑，叫嚣一个新6军士兵能顶十个民主联军战士。这话虽然刺耳，却也揭示了残酷的现实。

东北愁云惨淡，谁能破局

当时我军很多战士连冲锋枪都没见过，晚上想搞夜袭，结果人家一发照明弹打过来，整个战场亮如白昼，我军瞬间成了活靶子，在敌人的交叉火力下损失惨重。这种装备上的代差，让许多打惯了日军的老兵都懵了，一时间，“美械师不可战胜”的说法在部队里传开了，士气跌到了冰点。

林彪，这位曾经的“红军之鹰”，此刻也正经历着他军事生涯中的低谷。自平型关大捷后，他已有整整八年未尝胜绩。如今刚到东北，又是先丢山海关，再失辽西走廊，一路从锦州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县秀水河子，连个像样的仗都没打赢。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连斯大林都私下里说，毛泽东在东北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面对这种局面，林彪心里比谁都急，但他保持着清醒。他向中央发电，直言我军在东北“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请求允许他对杜聿明部发起反击，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中央起初为了顾全政治大局，一再要求林彪克制。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不是你想忍就能忍的。杜聿明压根没把停战协定当回事，他虽然因肾结核在北京住院，却在病床上遥控指挥，催促部下抓紧“剿共”，甚至把郑洞国叫到床前交代“后事”，生怕错失良机。

就在这种背景下，杜聿明麾下第13军89师的两个团，共四个营加一个山炮连，为了抢功，孤军深入，一头扎进了林彪指挥部所在的秀水河子地区。他们赶走了我军先头部队，还就地修起了工事，摆明了要在这里扎根。

这一下彻底点燃了林彪的怒火。既然你蹬鼻子上脸，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林彪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这股敌人虽然也是美械装备，但并非新6军那样的王牌，且突出孤立，主力远在彰武。这不正是他最擅长捏的“软柿子”吗？

打仗要看时机，更要看对手。在当时士气低落、部队亟待调整的情况下，打一场有把握的胜仗，远比硬啃骨头来得重要。林彪深知，这一仗如果再输，东北民主联军的军心可能就彻底散了。所以，他罕见地“啰嗦”起来，亲自给前线指挥员梁兴初和彭明治发电，反复强调要“打得很艺术”，必须亲自侦察，严密部署。

一场惨胜，扭转乾坤

1946年2月13日黄昏，秀水河子战斗打响。辽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刚从山东过来的战士手都冻僵了。总攻开始后，敌军凭借事先构筑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一度将我军的冲锋压了回去。

关键时刻，一师二团三营指导员张作民高喊“共产党员们！不能后退！”带头再次冲锋。连长张文祥抢到一挺敌人的机枪后中弹牺牲，全连战士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奋勇向前，终于从村北撕开一个口子。

战斗进入惨烈的巷战，双方近身肉搏，但敌人核心阵地依然难以攻克。就在此时，国民党52军的援军已经逼近。林彪下达死命令：拂晓前必须结束战斗，否则立即撤退！

千钧一发之际，二团一营营长刘海清发现村东有条水沟可以潜入。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发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军顺着水沟成功突入敌人最后防线，守敌瞬间崩溃。前来增援的国军听到枪声渐稀，判断战斗已结束，便悻悻然撤走了。

结语

此战，我军以伤亡771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500余人，缴获大批美式装备。从规模上看，这只是一场小仗，甚至是一场以多打少的“惨胜”。但它的意义，却不亚于平型关大捷。

秀水河子一战，如同一声惊雷，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美械师“不可战胜”的神话。它让我军战士明白，武器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终究是人。消息传到锦州，病床上的杜聿明彻底垮了，他想不通，自己连日本人都打败过的精锐，怎么就输给了“泥腿子”？

或许他到最后也没明白，他和林彪的差距，不仅仅在战术上。一个是在病床上还想着如何保全个人声誉、患得患失；另一个，则是拖着病体，在最艰难的时刻，用最坚韧的意志开拓根据地，化不利为有利。这种精神意志上的量级差距，早已预示了国共两党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