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兰瑞

在“批邓”运动期间，邓力群毅然肩负起撰写《论总纲》的重任，未将责任推诿他人，其表现堪称出色。

在“批邓”运动期间，政研室的同事们大多表现可圈可点，唯有寥寥数人自称积极分子。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室领导层，亦有人非但未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抵制，反而随波逐流，尾随其后。

某室领导屡次发表言论，对胡乔木进行指责，称其如何掩盖事实，批判其立场，更在批判会上逐一列举其问题……这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

邓力群颇具应对之术。他事后向我们坦言，他总是循序渐进，有所保留，以免一次性将所有内容倾囊而出，导致后续缺乏可谈之资。相较之下，于光远则不然，作为一名学者，他并不擅长应对此类场合。

李先念曾自述，他此后似乎以机关首长的身份自居，在你们那里夺取了权力。他与姚文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姚文元曾对他的表现给予过赞誉。

国务院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成立于1975年6月，该机构历经四载春秋。直至1979年，它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实现了合并。如今，自合并以来，已满二十载。

1975年，文化大革命虽未落幕，“四人帮”仍旧把持朝政。彼时，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边缘徘徊，文化遭受重创，各级党组织遭受破坏，众多干部遭遇冲击乃至被打倒，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亦被颠覆。

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它所担负的任务之繁重和艰巨，不难想象，它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

实际上，在那些充满政治波折的岁月里，政研室始终身处“风口浪尖”，尤其是与“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期间，我们投入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大量文章，正因如此，我们成为了那个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机构。

在这片单位的热土上，我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时光。然而，鉴于其历史尚短，加之当时环境的特殊性，国务院政研室的名字鲜少在报端亮相，以致于社会上众多人士对此知之甚少。因此，将我亲身经历的事迹简要记录下来，既作为纪念，亦便于有志于研究的同仁参考，实属必要之举。

年轻时的冯兰瑞

01

《论总纲》初稿

1975年7月，我有幸被指派至政研室担任工作。在此之前，我积极参与了由光远先生主编的《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的编辑工作。正是在那几年，西方世界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研室的成立让我有机会加入其中，最初我的任务是加入国际组，搜集并研究有关经济危机的相关资料。

政研室的领导阵容由七位成员组成，分别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以及李鑫。然而，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常见到的仅为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三位。至于李鑫，我未曾有幸与他谋面，仅知其曾是康生的得力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涵盖了国际组、国内组以及理论组等多个领域。该室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北侧，一栋寻常楼房的二层之上，而会议室则设在其附近的武成殿内。此刻，为了建造中央领导机构的办公大楼及地下室地道，中南海内古典建筑已被拆得残破不堪，保存下来的古建所剩无几。能在那里开会真幸运。

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亦即我国社会科学院的雏形。协助筹备《思想战线》。胡绳负责协助学部及东城数个研究所的工作，而光远则承担了支持经济研究所以及成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重任。

在最初的创作中，我完成了一篇题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以下简称《论总纲》），此乃后来遭受“四人帮”猛烈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之一。涉及的两所学校，亦随之陷入了风波之中。（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据我所知，《论总纲》初稿曾历经两度修订，其中被“四人帮”公开抨击的版本，是由邓力群同志负责起草的。观察整个写作过程，《论总纲》一文实则凝聚了集体智慧与努力。

此篇作品最终收录于其个人文集之中，遗憾的是，并未附上必要的阐释。

《论总纲》开篇便明确指出，“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与四届人大的召开，遵循毛主席的倡议，确立了我国家喻户晓的宏伟蓝图——在二十五年的时间内推进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在1980年之前，力求构建一个独立且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第二阶段则是在本世纪结束之际，全方位推进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进而确保我国国民经济位居世界先进行列”。接着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同“四人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这篇16000字的大文章无异是一发对“四人帮”的重型炮弹，面对“四人帮”的坚决抵制，实属预料之中。然而，未曾想到的是，这种抵制竟来得如此迅猛。《论总纲》于10月份完成排版，尚未正式公布，11月便拉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序幕。“四人帮”借毛主席之名，挥舞批判之剑，直指“三株大毒草”，胡乔木无奈只能低头检讨。

邓力群

02

“批邓”运动袭来

乔木处境困难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展开之际，他向姚文元致信，揭露政研室的弊端。姚文元随即回信，表示毛主席对他的支持。手握“尚方宝剑”，他立刻在政研室掀起了一场反抗的风暴。这场反抗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胡乔木。

政研室多次召开批判性会议，其中主要针对胡乔木展开批评。

在“批邓”运动期间，政研室同仁的表现总体上可圈可点，然而，其中却夹杂着少数自称积极的分子。令人惋惜的是，即便在室领导层中，亦有几位非但未能抵御造反派的风潮，反倒是随波逐流。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么内容。胡乔木说不出。

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历数胡乔木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么，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

另一位虽鲜少踏足政研室、却在“批邓”运动中颇为活跃的室领导，亦在会议中揭露胡乔木，声称胡乔木曾指使他请文艺界某位同仁致信毛泽东，以代笔之姿反映局势。胡乔木更是对其写信的笔法提出具体指导，强调需注意“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藏疏，疏中藏密”的书写规律。他的揭发令人反感。

然而，室内多数人对胡乔木都怀有同情之情，甚至给予庇护。

胡乔木面对此等局面，因缺乏相应经验，显得有些慌乱失措。“不，不，我必须自己来。”

当时对胡乔木所加之“罪名”，主要源于他对于毛主席的反对立场。某日，于原中宣部图书馆后方的一栋建筑内，举行了一场批判大会。乔木同志绝无反对毛主席之意。我犹记得他曾挥毫泼墨，写下“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佳句，其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又怎会与毛主席心生芥蒂呢？

光远、力群被批判。邓力群颇具应对之策。他事后向我们透露，他往往点到为止，留下一部分内容以待下次再谈，以免一次性说完，后续便无话可说了。相较之下，于光远则不然，作为一名学者，他并不擅长应对此类场合。

“你不撰写任何大字报，似乎不太妥当，还是写一张吧。”我深知他是一片好意，于是便草草地写下几句空洞之词，将其悬挂在办公楼走廊专为张贴大字报而设置的绳索上。然而，仅仅过了一天，我便将其毅然撕去。

冯兰瑞（中）

03

“四人帮”垮台

政研室奋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不久之后，“四人帮”终被击溃。犹记得，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12点的钟声敲响之际，“四人帮”的覆灭成为了历史的瞬间。在那一天，李昌……（本文主人公之夫，昔日曾担任中纪委纪委书记——编者按）钻进大写字台下睡地铺了防震不敢睡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接起一听，原来是于光远的来电。他要求我即刻前往他的住所，并邀请李昌一同前往。我心中猜想或许有紧急之事，于是立刻叫醒李昌，让他换上衣物，我们便步行前往于光远家。

我们一路猜测紧急之事。李昌因参与撰写“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学院汇报提纲》而屡遭批判。此际，他心中泛起一丝忧虑，暗自思忖，科学院是否又将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斗争。我轻声说道，无需过度忧虑，抵达光远家便一切自明。庆幸的是，从东总布胡同至禄米仓的光远家距离不远，不一会儿便已抵达。

于光远（坐者）

踏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书房与会客室一片灯火辉煌，他和夫人孟苏正热切地等候着我们。一见面，光远便兴奋地说：“五个人全都被抓了！”这消息如同天降甘霖，让我们喜出望外。在五人中，“四人帮”早已料到，而另一个人，据说就是毛远新，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所听闻的经过。我们回到家时，已是凌晨时分，兴奋之情让我们难以入眠。李昌的负担也因此得以卸下。次日，我抵达政研室，发现同事们同样喜形于色，立即着手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后，室领导作出决定，将推出一份内部刊物《文稿选》，用以刊登同仁们的佳作。

1976年12月，一位编辑同仁自《红旗》杂志莅临，诚挚邀请我们撰写一篇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数日之后，电话再次响起，传达了中央宣传部门的相关指示。（负责人是耿飚）在我们的《文稿选》第二期中，对《“四人帮”为何要斩断百花齐放》一文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简称《百花》）本文荐于《红旗》杂志。《红旗》亦派遣专人至政研室商讨对《百花》一文之修订建议。其中若干建议，我方持不同意见。

自1月18日起至24日止，《红旗》杂志接连三次提供了修改后的清样。其中，最后一次清样是经过总编辑亲自修订的。政研室对《红旗》杂志提出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由光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稿件在删改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我们无法接受。例如，《百花》一文揭示了“四人帮”在打压百花齐放方针过程中，诸多与之相关的事实遭到了删削与篡改。文中明确指出，“四人帮”刻意剥夺百花齐放的生机，旨在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删去“百花齐放”不仅触及文艺与文化的层面，更牵涉到政治等众多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这部分内容却不幸被剔除。

“我们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然而，修改起来确实不易，因此，我们决定放弃这篇文章的发表。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继续为《红旗》撰写稿件。”

先前所述，该稿件系宣传部门向《红旗》杂志推荐的。耿飚对此文赞赏有加，认为其适宜采用。他进一步批示，要求对稿件进行修改后，转呈中央审查。进入二月下旬，我们迎来了《红旗》杂志送来的审查稿件清样。据来人所述，该送审稿件已印刷五份清样，并已递送至宣传部门。此后，便再无音讯。

《红旗》杂志亦引发了一项关于署名的问题。在彼时，各机构发表文章均以各自单位的大批判组名义署名，然而，他们却指出政研室在发表文章时无需采用此署名。我们对此颇感困惑，遂向《红旗》杂志请求予以说明。显然，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解释。鉴于我们不愿一意孤行地坚持使用政研室大批判组的署名，最终我们另辟蹊径，拟定了一个笔名——“向群”。从此，政研室在发表文章时均以“向群”为署名。

我们撰写的文章《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引起了关注。1977年3月12日，《红旗》杂志通过电话邀请我们提供该篇文章。我于20日将稿件交付杂志社，并与其商定，若本期（即第4期）的《红旗》未能采用，请杂志社及时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另寻他处发表。杂志社就文章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于是我在23日再次将修订后的稿件寄往《红旗》杂志。《红旗》第4期的内容未能采用，至于其中的原因，却无从探询。此刻，《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均索要此文，我们遂将之交付《人民日报》。随后，《红旗》杂志亦来电恳求发表该稿件，我告知他们，我们已将稿件转交报社，此事难以再行商议。若贵方有意，请直接与报社联系。不久，《人民日报》于5月27日刊登了该文，署名“向群”。

当时，《文稿选》中收录的文章广受关注，诸多篇章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例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发表于《人民日报》）、《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亦见于《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刊载于《解放军报》）以及《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同样见于《解放军报》）等。对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均向政研室致以多封感谢信，表达对所提供优质文章的感激之情。

年轻时的胡绳

04

好景不长

政研室要撤销

1977年春季，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政研室即将被撤销。一时间，整个研究室笼罩在一片焦虑不安的氛围中。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我们正式收到了通知：国务院已作出决定，将撤销政治研究室。随后，在4月1日召开的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对3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副秘书长贾鲁峰等人邀请于光远、邓力群共同商谈撤销政研室事宜的详细情况进行了阐述。

吴庆彤指出，中央政治局曾就撤销政研室一事进行过讨论，并明确指示自4月1日起至6月底，政研室应将所有待办事项予以完成。邓力群坦言，对于撤销政研室的决议，他事先并未做好准备，然而，面对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定承诺将全力以赴予以执行。他言道：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确保同志们在离开政研室时能够轻松无负担，自信地挺胸前行。

吴庆彤提出，政研室应就《论总纲》的相关内容撰写一份报告或文章，以正本清源，阐明事实真相。与此同时，于、邓二人亦要求政研室草拟一份关于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于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邓小平和胡乔木

05

“来个精彩的结束”

在与林涧青及几位同仁的商议之后，于光远着手撰写了《关于政研室工作结束事宜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在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审阅后，由于光远与邓力群共同署名，并于3月18日呈递给李先念和纪登奎。3月28日的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以及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前往国务院会议厅进行谈话。遗憾的是，于光远未能出席，而邓力群则如期赴约。

在4月1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对此次谈话进行了概述。首先，李先念针对结束工作提出了数个问题。随后，他对自1975年政研室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先念指出，政研室曾积极与“四人帮”展开斗争，搜集并整理了文艺领域的相关材料，揭示了他们在文艺工作中的一系列混乱行为。他表示，大家对于“四人帮”的这套做法均感不满。对于“四人帮”的宣传，大家普遍表示不认同；对于他们的理论，大家也持有异议。胡乔木曾与我谈及，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分明是针对投降派，而“四人帮”却提出了“架空”的问题，这反映出大家对“四人帮”的不满，而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大家对于“四人帮”始终保持警惕。

纪登奎询问《论总纲》的创作过程，邓力群便详细讲述了一些相关情况。

李先念曾言，自政研室一经成立，将这批才子聚集一堂，“四人帮”便对此倍加关注。“批邓”运动初起，他们便将政研室视为关键目标，意图从中捕捉到一条大鱼。李先念询问那位造反派究竟是谁，以及他来自何方，邓力群回应称他是一名来自新华社的资料员。李先念自述，他后来似乎已经将自己视为机关的首脑，在你们那里夺取了权力。他与姚文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姚文元曾对他的工作给予过赞誉。纪登奎推测，那封信或许正是姚文元所布置的。李先念曾言，他的烦恼似乎永无止境，于是被安排返回新华社接受批判。邓力群则坚定地表示，我们务必将分内之事彻底完成。

最后，针对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向纪登奎表示，按照他们的报告内容执行即可。李先念仅批阅了寥寥数语：“按报告执行”。两人的姓名均已在报告上签字确认。纪登奎更是补充道：“让他们以一场精彩的收尾来结束此事。”

李先念

06

为保政研室

盼小平出山

政研室的成立时间虽不长久，然而在经历了“批邓”运动的洗礼后，除了少数几位造反派之外，同事们都能在岗位上相互协作，展现出良好的工作氛围。众多同仁，包括我自身，都将政研室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对它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按理说我们的境遇应当有所改观，大家亦应齐心协力，积极投入工作。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单位却未能得到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的认同与接纳。

听闻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决议传达，众人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虽然对政研室的未来感到无望，但内心深处仍不愿轻易接受“解散”的命运，大家仍希望竭尽全力，力图挽留这一机构。

一方面，全力以赴将既定工作执行到位；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中央领导的鼎力支持。林涧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抛了材料，他是被迫的。当时，我们以全局为重，为了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为了捍卫政研室的存在，我们必须努力维护胡乔木的立场。我不仅积极为他争取，于光远同志也纷纷为他发声。

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那天我担心胡耀邦不在，就写了一封信，带上一套政研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简报。到了胡耀邦家，正好他在，我就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的揭露实属无奈之举，您只需审视这些简报便能明了其情。此外，我也曾与冯文彬交流过，向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期望他能将此信息转达给叶帅。活动有些效果。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恰在此时，我获知一则消息：5月12日，小平同志邀请方毅、李昌二人就科学院的运营状况进行汇报，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我随即向政研室的负责人传达了这一信息，并建议他们亦不妨与小平同志进行交流。

政研室负责人已分三。吴冷西、胡绳、李鑫抵达了“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而熊复则先抵达了“毛著”编委会办公室，随后转往《红旗》杂志社。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则选择留下。他们同样渴望能与小平同志会面，却苦于不知小平同志的联系方式。于光远便嘱托我向李昌求助。李昌告知，小平同志通常在西山接待来访者。政研室方面可以尝试通过联系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来安排会面。我随即把王瑞林的电话号码转告给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小平同志的谈话迅速传遍开来，政研室的同事们深受鼓舞，形势亦随之发生了转变。于光远与林涧青商议后，决定按照国务院的批准，继续执行参观计划，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大寨之行便不再安排，转而仅赴大庆。全体成员均将参与，行程定于7月份启动。在启程前，政研室撰写了数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其中那篇《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一文，恰逢我们启程当天公开发表。我们在前往大庆的火车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听闻了这一消息。

在大庆的探访中，众人的心情都格外激昂，胡乔木、于光远等人都亲自前往，即便是身体孱弱、多病的林涧青也克服困难参与其中。邓力群由于近期已先行探访，此次并未随行。于光远担任此次参观团的领队，他主导了调研、座谈和讨论等活动，整个参观考察过程既紧张又井然有序。返京后，他即刻向李先念、余秋里提出建议，由他负责编纂一本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总结大庆管理经验的专业书籍。为了确保书籍的质量，他还向中央建议，将马洪从东方红炼油厂调离，与孙尚清共同承担具体的编写任务。

参观后，返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建议，并决定将其更名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位同志共同领导。

邓小平在东北视察

07

政研室更名研室

《调查和研究》创刊

与此同时，在1977年11月，政研室得以保留之际，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1977年冬，国务院研究室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布置写作论述按劳分配的文章。从这年春天开始到1978年，于光远领导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在经济学界发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和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出版了《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出版了两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文集。这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突破“两个凡是”禁令的第一次理论大讨论，为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准备。

1977年，我与一位同仁携手撰写的《驳斥姚文元关于按劳分配导致资产阶级产生的错误观点》。（本文是在我们参与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并提交相关论文的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发表于8月9日的《人民日报》。政研室将我们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该文后亦荣获“孙治方1984年度经济论文奖”。

小平同志审阅了我们的文章后，在与于光远等人的交流中，对文章的观点表示认同，同时也指出作者在思想表达上尚显拘谨，他指示政研室集结力量，撰写一篇深入剖析问题的文章，力求论述透彻，并拟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予以发表。于光远同志当天便亲自上门，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

1977年第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都参加了写作。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撰写的过程。77年11月份，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意，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78年2月27日在一版发表了。

按领导要求须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们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写作组。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研究室还让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做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通过了，才于1978年5月5日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

文章一经问世，人民出版社便迅速推出了单行本，其影响力迅速扩散，用当下流行语来说，可谓是引发了“热议效应”。当年举办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更是将此文选为学习材料，引导与会代表深入研读。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与研究，澄清了在“四人帮”干扰下被混淆的诸多理论误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将经济问题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1978年，随着政研室更名为研究室，我们正式组建了一个写作团队，并创办了一份不定期发行的内部出版物——《调查和研究》。该刊物的内容涵盖了研究论文、调查报告以及理论资料等多种形式。作者阵容也得到了扩充，不仅包括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广泛邀请读者投稿。1978年7月25日，《调查和研究》首期面世，至1979年6月9日，共出版了31期。其中，多篇作品得以在国内外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例如《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物质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及《遵循经济规律，加速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等。社科院与国务院研究室合作《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等作品，与先前提及的《按劳分配》一文相似，除了一篇之外，其余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并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发行。其中，仅《物质利益》一文便印刷了三万册。一时间，国务研究室的声名鹊起。

左起：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

08

“阶段”起风波

告别中南海

春节前夕，主要邀请了首都思想理论界的同仁参与，会议气氛热烈，思想解放，大家畅所欲言。而春节过后，参会人员范围扩大至各省、市、自治区，与会人员与北京的同志分开举行会议，议题也随之调整，我们先前准备的十个专题发言计划因此被取消。

在一场务虚会议上，我与一位同仁共同发表的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一经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便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关注。有人正密谋集结力量，意图进行严厉的批判，同时亦禁止发表任何针对此批判的反驳文章。幸赖中宣部会议未予批准，加之理论界亦未积极响应，这才使得此事未能成行。

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

我本不情愿跟随国务院研究室前往中办研究室，恰逢社科院马列所急需人才，诚挚邀请我加盟，我也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向室领导表达了这一意愿，他们则建议我再深思熟虑。邓力群同志多次询问我的考虑进展，我每次都坦诚地表示尚未做出决定。涧青同志出于好意劝导我，认为拒绝赴任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建议我先前往中办研究室，之后若仍决定离开，可随时提出。考虑到他的难处，我最终勉强答应前往中办研究室。

自从投入职场，已有数月未曾接手实质性工作，日复一日地无所事事。难道就此陷入沉闷的困境？当然不是。我决定把握这段空闲，自主探索问题，搜集资料并着手撰写文章。在1979年的10月至12月间，我与林子力、陈进玉及左芳一同踏上了四川、安徽和浙江三地的征程，深入调查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状况。返回北京后，我顺利完成了《再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篇文章的撰写，然而，接下来的内容未提及。由于某些原因，文章未能如期发表。这不禁让我回想起1979年7月，我们那篇《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被批判时的情形。当时，形势急迫，氛围紧张，压力倍增。

1980年二月下旬，我终将那份调职申请报告撰写完毕，随即递送给了林涧青先生。他是中办研究室副主。。鉴于先前已有明确承诺，审批过程迅速完成。随后，我离开了中南海，并于3月1日正式前往社科院马列所办理报到手续。

作者简介

冯兰瑞、李昌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