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郑苹如出生于一个兼具革命传统与跨国渊源的显赫家庭。

她的父亲郑钺，字伯英，1878年生于浙江兰溪，自幼聪颖勤勉，熟读经史。

1906年，他考取官费留学生资格，东渡日本求学，先入岩仓铁道学校，后转入日本私立法政大学专攻法律，于1912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留学期间，郑钺深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结识了于右任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在一次留学生集会上，郑钺慷慨陈词：“国之不立，何以家为？今日之努力，正为将来中华之振兴！”这番话引起了一位日本女子的注意——她就是木村花子。

花子出身名古屋的武士家族，自幼仰慕中华文化，对中国革命抱有深切同情。

两人相识后，常就东亚局势与救国道路进行长谈。

花子曾对郑钺说：“中国之革命，非仅一国之事业，实为东方民族共同之希望。”数年后，她毅然随郑钺来到中国，改名郑华君，全心支持丈夫的事业。

1917年，郑钺应于右任之邀，加入陕西靖国军，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

次年4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郑苹如在日本名古屋出生。

此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内外交困的时期，郑钺常对妻子感叹：“今日之中国，犹如惊涛中之孤舟，唯赖众人合力，方能抵达彼岸。”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郑钺因其法学专长与革命资历，先后出任大理院检察官、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等要职，最后担任上海市高等法院特区分院首席检察官。

当时他月薪达八百大洋，家境优渥。

郑家子女皆受良好教育：长女郑真如嫁予审计署副审计长王培源；长子郑海澄留学日本名古屋飞行学校；幼子郑南阳就读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幼女郑天如聪慧伶俐，颇得父母疼爱。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郑苹如，自幼接受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

母亲教她日语，父亲则常带着她阅读古籍。

某日，郑钺指着《论语》对女儿说：“苹儿可知，'士不可不弘毅'之意？人生在世，当有担当。”十岁的郑苹如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用流利的日语反问：“那爸爸，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郑钺含笑答道：“为明理，为立身，亦为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

由于母亲是日本人，郑苹如能说一口地道日语，但她始终认同中国文化。

有一次，妹妹郑天如好奇地问：“姐姐，我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郑苹如正色答道：“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中国自然是我们的祖国。”这种认同不仅来自家庭教育，也源于时代背景。

当时日本对华侵略野心日益明显，郑家常就时局进行讨论。

郑海澄从日本寄回的家书中写道：“近日见日人骄横，深以为忧。学成之日，必当归来效力。”这些谈话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郑苹如的价值观念。

1930年代初期，郑苹如进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

此时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既是文化熔炉，也是各种势力交汇之地。

郑家常有名流往来，谈话间不乏对时局的关切。

某次家宴上，一位客人叹道：“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今后局势恐愈发艰难。”郑钺肃然应答：“越是艰难，越需坚守法治精神。司法独立乃立国之本，纵时局维艰，此志不可移。”

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郑苹如既具备大家闺秀的教养，又对国家命运有着超乎常人的关切。

她与兄弟姐妹们的成长轨迹，折射出那个时代精英家庭面对国家危局时的共同选择：或从政，或习医，或研法，各自以不同方式寻求救国之道。

在这个革命与法治精神并重的家庭中，郑苹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为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1929年，十一岁的郑苹如随父母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了在新环境的生活。

郑家定居于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01弄88号，这一带是当时上海知名的高档住宅区，毗邻法国公园，环境清幽，住户多为政府要员、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

他们的邻居中不乏傅雷、丁玲、郑振铎等文化名人，这样的居住环境为郑苹如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初到上海，郑钺便对子女们说："上海虽为繁华之地，然我辈当以读书明理为先。"郑苹如随即进入以教学严谨著称的中西女中就读。

这所由美国监理会创办的学校注重中西文化并重，除了国文、数学等基础课程外，还开设英语、音乐、美术等科目。

郑苹如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她的同窗多是沪上名流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不仅学业优秀，更培养了开阔的视野。

在校期间，郑苹如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

由于自幼受母亲教导，她的日语十分流利，英语也在学校得到了系统训练。

某日放学后，她与同学讨论课业时说道："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理解不同文化的桥梁。"这种多语言能力为她后来的社交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传来，中西女中的师生们群情激愤。

十四岁的郑苹如与同学们一起，在老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她们组织义演，为前线将士募捐。

在一次学校集会上，郑苹如对同学们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虽不能亲临前线，但也要尽己所能。"她参与排练的话剧《民族魂》在校内外演出后，获得了良好反响。

这些经历让郑苹如对艺术表演产生了浓厚兴趣。

她开始关注当时上海的电影界，特别欣赏胡蝶、阮玲玉等影星的艺术表现。

有一次，她与姐姐郑真如在南京路上散步，路过王开照相馆时，驻足观看橱窗里的明星照片。

姐姐问她："你将来也想当电影明星吗？"郑苹如回答："艺术可以陶冶性情，也能传递思想。不过父亲常说，人生当以务实为本。"

随着年龄增长，郑苹如出落得越发秀丽大方。

她的中日混血特征赋予其独特的容貌气质，加之得体的谈吐举止，使她很快在上海社交界崭露头角。

当时上海的各种社交活动场合，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但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她对妹妹郑天如说："外在的容貌终会随时间流逝，内在的修养才是立身之本。"

1937年春，郑苹如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

此时她的照片被《良友画报》选为封面，这使她在上海社交圈中获得了更多关注。

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声，她保持着平常心。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表示："这只是一时的虚名，重要的是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也就在这个时期，她与担任航空军官的王汉勋相识。

两人通过社交活动结识，彼此产生好感。

郑苹如曾对好友说起："汉勋为人正直，有报国之志，这正是我欣赏的品质。"双方家庭也都认可这段关系，开始商讨婚嫁事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面对国家危局，郑苹如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开始思考如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天晚饭后，她与家人围坐讨论时局，父亲郑钺神色凝重地说："如今国家有难，我辈更当各尽所能。"这番话深深印在郑苹如心中。

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为郑苹如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从求学上海到崭露头角，从校园生活到社会活动，这些经历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她的性格和价值观。

虽然未来充满未知，但青年时期的郑苹如已经展现出过人的素质与抱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宁静。

消息传到上海时，郑苹如正在家中阅读报纸。

父亲郑钺放下电话，面色凝重地对家人说："北平那边出事了，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全家顿时陷入沉默。

郑苹如放下手中的书，轻声问道："这次会和之前一样，以谈判告终吗？"郑钺摇了摇头，目光深邃："这次恐怕不同往日。"

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爆发。

上海的天空不时掠过日军战机，爆炸声此起彼伏。

郑家所在的法租界相对安全，但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全城。

某日傍晚，郑苹如站在窗前，望着远处升起的浓烟，对妹妹郑天如说："我们不能再这样旁观了。"天如担忧地反问："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此时，郑钺已秘密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他在书房隐蔽处安装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每晚拉上窗帘工作至深夜。

有一天，郑苹如端茶进屋，看见父亲正在译电，轻声说："父亲，我也想做点什么。"郑钺抬起头，目光中既有欣慰也有忧虑："这项工作危险重重，你年纪尚轻......"郑苹如坚定地回答："国家有难，岂分长幼。"

这年秋末的一个傍晚，郑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中统驻沪专员嵇希宗。

他是郑钺的老友，此次前来表面是探望，实则另有要事。

在书房密谈时，嵇希宗说："目前我们需要可靠人选打入日方社交圈。苹如通晓日语，熟悉日本习俗，是最合适的人选。"郑钺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为了国家，也只能如此了。"

次日清晨，郑苹如正式接受了这个特殊使命。

在法租界一处僻静的公寓里，她开始了特工训练。

教官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第一堂课就严肃告诫："记住，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郑家二小姐，而是一名战士。一个细微的疏忽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郑苹如认真地点点头："我明白。"

训练内容包括情报传递、密码使用、应急避险等专业技能。

有一次练习密写技术时，教官提醒她："与日方人员交往时，既要表现得自然，又要时刻保持警惕。"郑苹如思索片刻后说："我会把握好分寸。"

一九三八年春，郑苹如开始活跃在上海的日侨社交圈。

她首先接近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在一次沙龙聚会中，清水试探性地问："郑小姐对时局有何看法？"郑苹如从容应答："我虽是半个日本人，但生长在中国，只希望两国人民能和平相处。"这番得体的回答打消了对方的疑虑。

凭借流利的日语和优雅的谈吐，郑苹如很快在日本驻沪人员中建立起良好形象。

她时常出席日本俱乐部的聚会，与军官们谈论日本文学、茶道等话题。

某次，海军武官处的小野寺信称赞道："郑小姐比很多日本女性更了解我们的文化。"郑苹如微笑回应："文化交流本就不该有国界。"

在取得日方信任后，郑苹如开始担任日语翻译工作。

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件。

每次参加重要会议前，她都会仔细准备，确保每个专业术语都能准确翻译。

有一次，片山大佐在会议间隙随口问道："郑小姐似乎对军事术语很熟悉？"她坦然回答："家父曾任军法处长，耳濡目染罢了。"

通过这些社交活动，郑苹如结识了近百位日方人员，包括一些高层人士。

但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一次向组织汇报时，她特别提到："虽然日方人员待我友善，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这段特殊经历使郑苹如迅速成长。

从最初略显生涩的社交新手，到后来能够从容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她展现出了过人的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

尽管身处险境，但她始终牢记父亲郑钺的叮嘱："无论何时，都要守住本心。"

一九三八年深秋，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安全屋内，郑苹如接到了组织交代的新任务。

中统上海区负责人神色凝重地告诉她："日方最近派来了一个特殊人物——近卫文隆。他是日本首相的儿子，如果能设法控制他，或许能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郑苹如沉思片刻后问道："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先接近他，获取信任。你和他有过一面之缘，这是我们的优势。"

事实上，郑苹如与近卫文隆的初次相遇颇具戏剧性。

那是在日本侨民俱乐部的一场晚宴上，近卫文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当郑苹如身着藕荷色旗袍出现在会场时，这位首相公子立刻被她的风采所吸引。

他主动上前搭话："郑小姐的日语说得真流利，若不是这身打扮，我几乎要以为您是东京人。"

郑苹如得体地回应："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我很乐意做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此后，近卫文隆频繁约见郑苹如。

他们时常出现在霞飞路的咖啡馆，或是外滩的高级餐厅。

在一次下午茶时，近卫文隆试探性地问："郑小姐对目前的日中关系怎么看？"

郑苹如谨慎地回答："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痛苦，我期待和平早日到来。"这样的回答既不会暴露立场，又符合她设定的"亲日派"形象。

随着交往深入，郑苹如逐渐掌握了近卫文隆的活动规律。

她向组织汇报："他每周五晚上都会去百乐门跳舞，这是最好的行动时机。"经过周密部署，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被制定出来。

行动当日，郑苹如依约陪同近卫文隆出席舞会。

在悠扬的乐曲中，她巧妙地劝酒，同时留意着现场的每个细节。

当近卫文隆微醺时，她按照预定计划提议："不如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继续聊？"

然而就在行动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

郑苹如突然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行动，重复，立即停止行动。"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心头一紧，但长期的特工训练让她保持了表面的镇定。

她机敏地改变计划，笑着对近卫文隆说："时间不早了，我送您回酒店吧。"在送近卫文隆回住所的路上，郑苹如暗自思忖：这次行动的中止，是否意味着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事后她才得知，重庆方面经过评估认为，绑架首相之子的行动可能引发日军更疯狂的报复，不利于整体抗战大局。

虽然任务中止，但这次经历让郑苹如在日方眼中的地位不降反升。

近卫文隆更加信任这个"救"了他的中国女子，而日方特务机关也放松了对她的警惕。

这次未完成的行动，为郑苹如后续的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她继续游走于上海各界名流之间，以社交为掩护收集情报。

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一九三九年春天，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消息传来，上海的地下抗日工作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一天傍晚，郑苹如接到新的指示：组织决定让她接近一个重要目标。

当她看到任务档案上的名字和照片时，不禁怔住了。

这个人她再熟悉不过，正是她中学时代的校长，如今已是汪伪政权特务头目的丁默邨。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郑苹如知道，一个更加危险的任务正在等待着她......

一九三九年春，上海的天空笼罩着异样的阴云。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消息像一道惊雷，在抗日志士中间炸开。郑苹如接到新任务时，正坐在法租界公寓的梳妆台前。当她从组织代表手中接过档案，看到照片上那张熟悉的面孔，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

“是他？”郑苹如轻声问，目光仍停留在档案上。照片里的丁默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神情严肃，与记忆中那个在中西女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校长判若两人。

组织代表陈昶新颔首：“丁默邨如今是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我们需要有人接近他。你曾是他的学生，这是最好的切入点。”

郑苹如合上档案，望向窗外。梧桐树刚抽出新芽，几个孩子在街心公园追逐嬉戏。她想起中学时丁默邨在礼堂讲话的场景：“诸位同学要牢记，求学不仅为个人前程，更要为国家社会尽力。”那时的他，言语间还带着知识分子的担当。

“我接受任务。”郑苹如转身，语气平静。

陈昶新沉吟片刻：“丁默邨生性多疑，你要格外小心。据我们了解，他最近常去静安寺路的一家裁缝店。”

几天后，郑苹如“偶遇”了丁默邨。在裁缝店的试衣镜前，她故作惊讶地转身：“丁校长？”

丁默邨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是苹如啊！这么多年不见，都成大姑娘了。”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听说你经常参加日本朋友的聚会？”

“只是些文化交流活动。”郑苹如浅笑，“校长也知道，我母亲是日本人。”

这次邂逅后，郑苹如开始频繁出现在丁默邨的社交圈。她总是恰到好处地展现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又偶尔流露出对时局的忧虑。一次舞会上，丁默邨试探地问：“你觉得汪主席的和平运动如何？”

郑苹如轻晃手中的酒杯：“战争受苦的是百姓。如果能实现和平，未尝不是好事。”这个回答既未暴露立场，又符合她塑造的形象。

丁默邨渐渐放松警惕，甚至偶尔会向她透露一些无关紧要的“内部消息”。郑苹如将这些情报及时传递出去，同时耐心等待更重要的机会。

这年秋天，郑苹如得知丁默邨将参加日本军方的一场重要会议。她向组织建议：“这是个机会，可以在他回家的路上行动。”

行动前夜，郑苹如回到父母家。郑钺在书房写字，见她进来，放下毛笔：“最近还好吗？”

“一切都好。”郑苹如帮父亲整理书桌，看见宣纸上写着“苟利国家生死以”。

郑钺注视女儿：“记住，无论做什么选择，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

郑苹如眼眶微热，轻轻“嗯”了一声。

次日傍晚，细雨蒙蒙。郑苹如依约与丁默邨同车离开会场。车子行至静安寺路附近时，她突然说：“校长，能在这里停一下吗？我想去买件大衣。”

丁默邨示意司机停车。就在郑苹如下车，准备发出信号的瞬间，丁默邨突然脸色大变，猛地关上车门：“快开车！”

事后郑苹如才知，是老奸巨猾的丁默邨在最后一刻识破了埋伏。这次失败的刺杀行动，让她彻底暴露了身份。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郑苹如在离家不远处被捕。关押期间，她始终保持着镇定。除夕夜，狱警送来饺子，她平静地问：“能给我一张纸吗？我想给家人写封信。”

在信中，她写道：“父母大人勿忧，女儿问心无愧。唯望来生再续亲情。”

就义前夜，郑苹如仔细整理好衣衫。她对镜梳妆，仿佛要去参加一场普通的聚会。

一九四零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天色未明。牢门打开，几个特务走进来。为首的开口道：“郑小姐，时候到了。”

郑苹如站起身，神情安详：“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特务们面面相觑。他们见过太多临刑前的哭喊咒骂，这样的平静反而让人不安。

“请讲。”为首的特务说。

“不要打我的脸。”郑苹如声音清晰，“让我走得体面些。”

空气凝固了。这些见惯生死的老特务，都被这个年轻女子最后的尊严所震撼。她明明可以求饶，可以提其他要求，却只在乎最后的体面。

良久，为首的特务缓缓点头：“好，我答应你。”

刑场上，寒风凛冽。郑苹如整了整衣领，望向灰蒙蒙的天空。枪声响起时，她年仅二十二岁。

消息传到郑家，郑钺老泪纵横。这位老检察官强忍悲痛，对家人说：“苹如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郑苹如牺牲后，她的故事在上海悄然流传。有人记得她在社交场上的风采，有人记得她流利的日语，更有人暗中传颂她从容就义的事迹。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郑钺终于等到了为女儿正名的日子。他在祭文中写道：“吾女苹如，舍生取义，无愧家国。然痛定思痛，唯愿后世永享太平。”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郑苹如这个名字，连同那个寒冬清晨的最后请求，最终被载入史册。她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可安稳度日，却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道路。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维护的不只是个人尊严，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气节。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每年都有民众自发前来献花。一位历史学者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他们为我们而死，我们为他们铭记。”这句话，或许是对所有像郑苹如这样的先烈最好的告慰。